雖然本書試圖繞開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命題，但跨商策略裡家庭的角色——亦即跨商再生產的面向——仍然呈現出不可化約成經濟邏輯的特殊文化價值。具體而言，跨商對於「家」的執著，表現在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從下一代當中挑選並培養企業接班人、於不同跨商家族之間的通婚等等，都反映出為維護並力求家族利益和聲望能代代相傳的文化思維。
而一旦正視跨商的家族觀念，或當更能重新回到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跨商在不同國際聯繫下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在第一章回顧以「海外華人」認同為主題的文獻時，批判既有研究的盲點：「國際聯繫與除政治身份以外的動機都會易被忽略。」而本書對美國百人會的分析，則點出了香港的美國聯繫如何在影響跨商的政治身份之餘、同時形塑香港與美國兩地的關係。該會成立的背景如下：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鎮壓北京天安門的示威群眾和學生而面臨美國多項制裁後，由唐炳源之子唐騮千和其他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在內的美國華裔領袖，為促進中美兩國民間多方了解與互惠交流的情況下而創建此組織。在美國，百人會為華裔及更廣泛的亞裔爭取平權；在亞洲，百人會同時與北京、香港和台灣政壇皆建立良好關係。而為了能同時應付這些不同的國家立場，百人會在國際上的發展模式，「是依賴精英間相互結交連繫，同時將政治、人權、去工業化等具爭議與無助牟利的議題置於邊緣」（第九章），這亦是跨商策略的體現。
《香港製造》與當下國際形勢
總之，本書以獨特的視角闡明二次大戰後的香港，如何成就那些為逃離共產黨而南下的工商資本的跨商策略，以及這些彈性與趨利的跨商策略如何有助於冷戰時美國利益在東亞的擴張，和後冷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和發展。作為穿梭中國境內與海外的跨商網絡，在世代傳承的過程中，有些選擇立足美國、有些留在香港，亦有些北上中國，並不拘泥於特定空間。如此看來，香港作為戰後從上海飄零南下的工商資本的集散地，當這些資本企業開枝散葉於太平洋各岸之後，其萌生的花果卻不必然會回流香港。回到阿銳基對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的分析，在熱內亞商人帶動十六世紀歐洲擴張後，全球金融中心即轉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後又為倫敦和紐約相繼取代。本書所論的跨商對美國關係的重視，所反映的亦是二十世紀後半以紐約作為世界資本中心時的政治經濟現況。而面對當前中國與美國日趨緊張的國際競爭，跨商會如何調整其策略？特別是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當中國將香港方面的美國聯繫放在國家安全的架構去防範和懲治，跨商的因應策略又會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歷史著作因此對思考當下國際情勢有極大的啟發。
本書原是英文學術著作，當中包括諸多中、港、台人名和地名自然都是用英文拼音呈現，對於已知這些人物和地方但不熟悉其中、粵、英文名稱轉換的讀者而言，如今有此譯作出版，並由對香港、新加坡皆有研究的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鄺健銘親自翻譯，於華文讀者實是一大裨益。
＊作者為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