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領事館，聳立於當地政府總部建築群中，實屬罕見。這正是香港二戰後的布局：美國領事館比鄰港督府，週邊香港政府決策機構林立，對望英軍軍營，俯瞰滙豐及中國銀行總行。領事館得以盤踞如斯要塞，美國在戰後香港的重要性該一目了然。
香港歷史研究的盲點
然而香港歷史研究一貫側重中英關係。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著作《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把我們的視野轉移到香港在中美交流中發揮的作用。二戰後，尤其是在冷戰的關鍵時期，香港處於有利的地緣政治位置。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為跨太平洋網絡聯繫中美的樞紐，從而發展成一個日益繁榮的全球中心。《香港製造》不僅敘述了香港的故事，更解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在全球網絡的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韓氏稱之為「跨商」的務實香港精英，在地緣政治急速變動的背景下，編織了一個鏈接起香港的社會生態系統，並熟練地遊走其中。在二戰後的英治香港，跨商憑著他們在美國的關係及其連帶的社會資本，於竹幕的邊緣大展拳脚。正如香港民政司黎敦義一九八三年在一次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所言：「憲法上，香港事務歸英國所管。在經濟範疇，美國則具更大影響力。」（見第五章）一群有進取心的跨商利用流動於冷戰前線香港的信息、資本和技術，擺脫了英帝國，加緊參與了跨太平洋循環，把重心轉移至美國帶動的國際體系。通過商業活動和教育事業，韓氏所描繪的跨商，促進中國通過香港聯繫上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並在此過程中，鞏固了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及獲取經濟利益。
「香港模式」與港美關係
建基於藏於世界各地的重要史料，《香港製造》闡述了這群精英在香港跨代積累的社會資本。這些顯赫家族早在戰前扎根於內地，並在美國大學通過社交活動擴闊了他們的國際脈絡，巧妙地部署了橫跨中外的關係。跨商通過高等教育建立的美國聯繫，在香港的戰後發展無比重要。韓氏並不單純地接受香港「國際化」的進程，反將香港的轉變定義為「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見導論）高等教育確實可以帶來跨文化社會資本，並將之轉化為經濟資本。精英家庭多代的努力經營，效果尤為明顯。在香港，美國參與建立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為香港的普羅大眾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可是跨國社會資本的培養似乎仍然是上流社會的特權。
《香港製造》彰顯了美國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可以理解的是，香港居民（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涉及美國的幕後政治和商業活動。儘管美國對香港繁榮堅定不移的支持，重要性不亞於英國的參與，在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的關鍵時刻，美國明顯缺席。英國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合作夥伴，二戰後的港英管治為跨商製造了條件跟美國體系合作。宏觀當代的國際大勢，美國在香港的隱蔽運作，在冷戰時期的佈局，可曾是比比皆是？猶如英國的日衰勢力，在這過程又是否都仍具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跨商巧妙的部署，把香港從不再是如日方升的大英帝國轉向美國領導的體系。在殖民地香港的暮年，各方避開了看似不可能的障礙，並在一九九七年憑藉跨商資源（一如香港特區首任長官董氏家族的網絡）精心策劃了一個相對無縫的過渡。香港能否繼續依靠該類中美網絡，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在現今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美對峙，世界經濟越見疲弱，《香港製造》描繪的歷史過程具有指導意義。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同時，美國力求穩守主導地位。香港要再接再厲，在這新環境中開闢一條前進的道路，當要以韓氏論述的歷史為鑒。
＊作者為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季風帶）推薦序。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