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二月的第五十二屆柏林影展，是電影史上獨特的時刻：宮崎駿導演的《神隱少女》，與另一部英國愛爾蘭合拍片同時獲頒金熊獎，成為首部獲得主要國際電影獎項的動畫。不過戲劇藝術的本質，就是虛幻與真實之間的皮膜：演藝人員運用想像力，透過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虛構，指涉真實人生中的各種悲歡離合。戲劇既是天馬行空的幻象、亦是世道人生的影子，如此方會成為雋永的藝術。要達到這種層次，誰說非要靠真人演出不可呢？
這齣影片欲講啥物款ê代誌？話說少女荻野千尋除父母搬家途中，誤闖神明的世界。荻野夫婦因為貪吃而被變為豬隻，千尋雖然沒有和父母一起用餐，可是她的元氣卻也逐漸消逝。最終白龍出手相救，並教她到湯婆婆的浴場打工。但湯婆婆卻訂下苛刻的條款，藉著剝奪千尋的本名，意圖讓她一直為自己工作下去。幸而千尋再得白龍幫助，到豬舍探望父母後，又從同學的道別信中找到自己的名字。這畢竟是二十多年前的老電影，筆者在此也無妨劇透，原來白龍與湯婆婆簽過契約，自此忘掉自己昔日的名字，成為浴場壓迫結構的一部分，並因為幫助湯婆婆偷竊而受到詛咒。其後千尋為求解開詛咒，與新結識的朋友踏上冒險歷程，又令白龍喚起了自己的名字。人類憑著記憶，反倒為神明帶來了救贖。
哪裡有壓迫，那裡就有抵抗，威權以遺忘殘害蒼生，庶民以記憶追求解放。《神隱少女》以魔幻的神話故事，道出人世間權貴與民眾圍繞著回憶的角力；在虛實皮膜的另一邊，則有林慕蓮的偵察報導。在《重返天安門》，作者圍著中國這個老去的國度、在天安門屠殺的事實與真相當前，探討記憶與權力、遺忘與順從的大哉問。林慕蓮對共產黨政權不無批判，卻未有陷入「政權愚民」的俗套，事實上中國民眾本身，與北京政權同樣是問題結構的一部分。比如是第四章論及的Feel君，這位大學生到香港旅遊時，曾經很認真地去探索天安門屠殺的真相，甚至也有過一些思考。可是他回到中國後，看到校園宏偉的建築、考慮到順從與叛逆之間的利害關係，來之不易的啟蒙，也就一點一滴地消逝。最終他與大部分中國人一樣，為了事業的前景而刻意選擇遺忘。Feel君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學懂如何為北京政權的暴行開脫，甚至嘗試申請加入共產黨。
Feel君的轉向，也許可以歸咎於黨國資本主義的壓制：要麼是繼續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要麼是與權貴共享經濟高速增長的成長，這種體制上的壓力對普羅民眾而言無疑就如千斤頂。可是Feel君在一絲愧疚之餘，卻也同時展露出無法掩藏的自豪感。五千年中華錦繡文明的神話，再加上在所謂「百年屈辱」當前對富強的執迷，使帝國崇拜不知不覺間成為十四億中國民眾的共同信仰。隨著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擺出「大國崛起」的姿態，戀慕帝國榮光的中國人，就流行起敬奉北京政權的拜物教：個人自由在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當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順著帝王之道共享做中國人的榮耀，才是識時務的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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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二○一九年的起義，響亮地在國際社會當前向中國的帝國夢說不。最終特區政權在中國的指引下對民眾濫用暴力，並趁二○二○年新冠疫情爆發的契機，壓下香港人爭取自主和公義的勇武抗爭。北京政府於其後把《國家安全法》強行加諸於香港，並對抗爭者、反對派和異議者秋後算賬。他們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官司纏身、有的趕赴海外避秦。如今身在獄中的運動領袖戴耀廷，在二○一八年曾經如此預言：「當這時刻來臨(按：中國共產黨倒台前)，香港也會面對差不多是滅頂的危機……若我們能應對得到這危機，香港才有真正的機會實現民主。」這句話如今已經應驗了一半。
六四天安門屠殺慘案至今三十四年，中國人已經有意無意地選擇集體遺忘。那麼在一代人的時間過後，香港人還能夠守護抗中自決的記憶，克服險阻實踐民主嗎？這正是林慕蓮這本新書要探討的問題。
雖然部分年紀較大的香港人，依舊死抱著過時的大中華心態，可是年輕世代都已確立「香港不是中國」的自主意識。而那些死抱中國認同的香港人，亦多只會在文化的層面上認同和欣賞中國。除卻權貴以及貪慕虛榮的宵小，香港人大多渴望與中國的政治體制保持距離，畢竟他們或他們的祖先，都是為了逃避中國的政治動盪，才選擇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北京政權要在這個富裕的經濟體收買人心，嘗試建立中國那種帝國拜物崇拜，恐怕並不能像天安門屠殺之後那樣一蹴而就。
可是香港在過往的二千一百三十四年，都處於東亞大陸帝國的邊陲。如此任何與本土相關的記憶，無可避免都會受到強大的現實扭曲力場影響。香港一帶的嶺南地區，素來被來自黃河流域的帝國視為蠻荒之地。被稱為「南蠻」的原住民，在帝國的眼中都猶如禽獸；一切的侵略和宰制，反倒是以禮法教化四海的功德。這樣香港及鄰近地區的原住民，有的被殘酷屠殺、有的被迫遷徙到東南亞各地、餘下的則隨著威迫和利誘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他們學著侵略者的語言、模仿帝國核心的禮儀、在家譜中把自己的部族說成是侵略者的後代、還整天在爭辯彼此之間誰更正統。西方人來到東亞，也是傻傻分不清楚，把這片擁有特殊歷史的地域併納為China proper(按：漢地、中國本部)的一部分。雖然香港其後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可是舊帝國滅絕身分記憶的暴政，繼續以不同的方式造成傷害。
香港及鄰近地域原住民的哀歌，就只能在殘存的時間裂縫中，向後世做出各式各樣的暗示。原住民被宰制、壓迫、殘害的悲痛經歷，就在民間傳說中幻化成盧亭這類的神怪生物。過往那些欠缺民俗學素養的正統史家，自然會對這些「怪力亂神」嗤之以鼻，但身分記憶的種子終究還是保存了下來。在二十世紀後期，香港雖然受到英國的殖民統治，卻也因此能暫時免受中國黨國帝國主義的摧殘。就在中國的極權以舉國之力，竭力拔除埋在嶺南的記憶種子時，身處香港的種子卻隨著經濟急速增長，以一九七○年代起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在沉睡千百年後再度茁壯成長。曾灶財的九龍皇帝墨寶雖然荒誕不經，卻也具體展現出香港追求個體自主的zeitgeist(按：時代精神)。這種憑自信顯我本色的主體意識充斥著香港文化的大小角落，就如曾經璀璨的香港電影那樣，「盡皆過火、盡是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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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狂狷的自我，自是不容於正經八百的主流歷史敘述。珍惜本土文化的同道們，也只得以各種非常手段各顯神通，甚至需要為正當的理由走上偏鋒。當代歷史學家已經有辦法透過歷史人類學的分析，在史料的字裡行間找出長期被無視的證據，道出盧亭神話背後隱藏的原住民悲劇。可是盧亭傳說之所以能走進史家的視野，還得歸功於何慶基於一九九○年代末策展的《香港三世書》系列：在一系列的藝術展覽中，策展人刻意把傳說和真實一同堆疊在展版的描述中。何慶基若非是位知名的藝術家，他恐怕會因為這次展覽而「違反學術倫理」，從而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而保育九龍皇帝墨寶的過程，幾乎令曾灶財的人生同樣傳奇，隨著林慕蓮緊湊的文筆，讀者不免會對墨寶的著落感到焦慮，然後發現愛惜與破壞往往只有一線之差。
香港記憶的承傳既是如斯艱難，擁抱帝國的無行文人自會運用霸權生產的知識，以智者的傲慢踐踏珍貴的回憶。比如研究五四史的陳學然，就強調「緊靠中國大陸」的香港「過去百年源源不絕地靠南來者擴大」，藉此嘲諷香港人之所以會追求自立自主，都只是「基於對歷史的無知」。罵人無知者、多為反智人，這種自以為聰明的論述，剛好忽略香港zeitgeist最重要的特質：那就是滿懷自信地抱緊自我意識、咬實牙根憑一己之力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意志。不管是哪裡出身的人，只要抱著這種精神融入香港本土社會，他就是個新造的人。既然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這些勇敢的人群自然能夠獨當一面，以自主自立的精神構建異乎中國的新社會。那些想要摧毁香港獨特記憶的朝廷鷹犬，以所謂「血濃於水」的血緣和鄉情，哄騙香港人忘卻自己的名字、與「父祖之國」簽訂賣身契，這一切背後的理據，其實不過是那種老掉牙的種族主義、擴張主義俗論。
不過縱使香港守護記憶的歷程荊棘滿途，又要面對居心叵測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最終能夠令香港人忘掉自己名字的，就只有香港人自己。在過去好幾十年，有為數不少的香港權貴為追求名利，以虛假的情懷強迫民眾愛慕別人的國家、又巧言令色為惡貫滿盈的北京政權塗脂抹粉，就像昔日那些杜撰家譜掩飾身分的嶺南部族那樣。二○一九年的起義，無疑令為數不少的香港人醒覺起來，使他們展露真我本色、喚起自己真正的名字。可是要理解自己名字的涵義，卻是這一代香港人畢生的功課。當香港人高呼「手足齊上齊落」時，他們是否能夠理解這句話背後的社會民主意涵？他們會否因此丟棄虛擬自由主義那種市場萬能論的迷思呢？香港過往一直自詡為「亞洲國際都會」，並因此看不起日本以外的東亞友鄰，甚至以輕藐的態度看待東南亞的人群。可是香港人在二○一九年曾舉起「天下圍中」的口號，要與普世支援自由民主的力量共同抗擊中國的威權擴張，那麼他們是否也應該學會放下昔日的傲慢，結交東亞和東南亞抵抗中國的陣營，與他們成為平等相待的密友呢？憶起自己的名字，就當活出配得上這個名字的樣式，如此方能避免再次遺忘。而這正是海內外香港人在歷史洪流下必要的修養。
如今身處香港最黑暗的歷史時刻，有幸讀到林慕蓮這本敘述香港身分的著作，就如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只要記憶未曾消逝，即使在威權籠罩的蒙昧歲月，仍必會有義人守護火種和亮光。世上只要有人仍然能夠守住自己的身分，我們最終必然能夠曉得真理，而真理也必叫我們得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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