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後
我要回國服務，這個心情一直是很強烈的，尤其是張昭鼎去世之後，我那天晚上就寫了一篇文章說，該也是回家的時候了。後來就登在報紙上，就說要回家。那時候我是想要回到中央研究院的原分所當主任，我已經決定要回來。
後來評議會開會之前，有人說要提名我當院長候選人，要我考慮。那時候我不是很確定，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做行政工作的經驗。我記得在Texas 開美國威爾契基金會（Welch Foundation）的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Meeting 的時候，我把這問題請教Norman Hackerman（1912-2007）。Norman Hackerman 以前當過美國總統的顧問、做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校長，也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校長，威爾契基金會的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ard，他非常能幹。而且我跟他很熟，有幾次，像哈佛大學的chemistry department review committee 在一起，或者是布魯克黑分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review committee 也都有跟他在一起工作過。
每次跟他在一起，都覺得這個人很值得學習，他做事情有條有理。因此我就問他，如果台灣有人請我回去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我有一個concern，我一直做科學研究，一直逃避學術行政的工作，被邀請做系主任、院長，我都一次一次迴避了。我是想回到台灣主持原分所，中央研究院院長又是另一回事。Norman Hackerman 就說，其實學術行政工作只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你有很好的科學能力，每樣事情送到你桌上的，都是下面的人沒辦法解決的，所以你要做一個很好的分析判斷決定，這要科學的素養；第二個，他說對人要敏（sensitive），有這兩個條件的人，應該可以做得不錯，他笑著看著我說，「我跟你認識很久了，你應該能勝任愉快。」
像他這些高層的人，我最佩服的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他聽一聽，能夠把大家的意見分類為幾樣，再進一步來回反覆討論，然後去找出結論，非常能幹的。我們這裡常常是，聽了一個意見就說，「懂了，懂了，知道了」，然後懂了什麼，也不會講出來，做的決定就只是個人的想法，常是亂七八糟的。
更早以前，我記得在開院士會議的時候，那是我已經得諾貝爾獎之後的事，差不多一九九○年的時候。楊振寧在汽車旅程中坐在我隔壁，曾經問我，「吳院長年紀已經大了，下一任院長，應該找一個年輕的，你有沒有意願回來？」那時候我從來沒想過當院長的事。後來我問楊振寧，「楊先生，你曾經問我這個問題，你還記得嗎？」他不記得了。
那時候我跟楊振寧有些接觸，尤其是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很多華人寫信建議中國政府要怎麼樣做。很有趣的是，學界裡面簽字的話，一定要留一張是給楊振寧簽的，聽說楊振寧看到李政道或者是丁肇中（1936-），或是別人簽在他前面，他就不會簽的，他一定要第一個簽，所以他們都會留著一個位子，給楊振寧第一個簽。李政道跟台灣的關係比較疏遠，因為他不願意跟楊振寧同時出現在一起，所以楊振寧決定來，他就不來。
我得諾貝爾獎回來之後，大家有點轟動。所以要我回來領導學術工作，我並不意外。但是那個時候，另外兩位被提名的院長候選人錢煦與余英時（1930-2021）都是學術界很有成就的人，在評議會選舉時，我並不曉得自己是大家矚意的人選。
另外一件相關的事情是，以前張昭鼎還在的時候，因為他哥哥張宗鼎跟李登輝（1923-2020）總統都是學經濟，彼此認識，所以張昭鼎跟李總統相當接近。李總統曾經跟張昭鼎說，要趕快叫李遠哲回來領導台灣的學術工作。我還在台灣讀書時，想過去德國留學，在大四的時候，組織了一個德文學習的小團隊，請天主教的神父來教德語會話，那時候張宗鼎也來參加，所以有點認識。張昭鼎曾經問過我說，李總統要我早一點回來領導台灣的學術工作，我說，「領導學術工作是什麼意思？」張昭鼎就說，「也許希望你當台大校長」，曾經提過這個事。
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之後，那個時候，我對中央研究院的情況有一定認識。當時，像化學研究所，連淡江也比不上，物理所也是，都是非常不好。但是，從原分所設立的過程裡面，我有相當的把握，就是中央研究院跟一般的大學不一樣，它是直屬總統府，應該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像分生所的成立，國內沒有什麼叫做分子生物學，是中央研究院開始的，以前統計所也是中央研究院開始的。所以我認為中央研究院可以打開風氣之先，如果要帶領學術指導工作的話，我覺得中央研究院可能比較有發揮的餘地。這是原分所設在中央研究院，而沒有設在台大的一個原因，那時候覺得中央研究院比較有可塑性。
我回來之前，李總統沒有特別跟我聯繫，後來我聽說，評議會投票通過，總統馬上就接受了，要我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接任時，跟李總統的討論倒是很有趣的，我到總統府跟李總統說，「你要我回來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一月十五號開始，但是明年度的預算已經編了，沒有足夠的錢，我沒有發揮的空間，需要更多的經費。」我就談到生物技術。生命科學發展得很快，將來會影響到整個人類的健康，也會影響到生物技術在社會經濟上的發展，李總統說，「遠哲，中央研究院只主管學術，你不要擔心經濟發展的問題。」
那時候我覺得還不錯，一個總統說中央研究院是做學術研究工作，不要擔心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不像現在政府，有人就把中央研究院當成不生產的機構，但是我們對學術的累積不算生產嗎？我說，「是，我很高興你這樣說，但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是生命科學發展的很多東西，對人類疾病的治療跟防範、醫藥，或者是其他的發展，是會有深遠的影響的。」就是知識的累積、技術的發展到社會生產力這個圈子的聯繫，生命科學將會是比較靠近的，跟天文、歷史不一樣，所以多要了一些錢，那時候是多要了五千萬。李總統就答應了，明年的預算裡面增加五千萬。其中兩千萬給人文社會科學，兩千萬給數理，生命科學給一千萬，因為那時候生命科學曾經要求更多的錢，分生所、生醫所的成立，多要求了一些經費，所以生命科學一千萬，總共多要了五千萬。
那時候中央研究院進入第三個五年計畫。五年計畫是錢思亮院長開始的，吳大猷院長時期擴張了不少，蓋了不少房子。五年計畫本來要把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大量增加，蓋房子、做研究經費。但是每次到政府政務委員審查，就會刪掉一大半。我回來第一年當院長的時候，第三個五年計畫提出的預算被刪了很多，提出四十五億的預算，被刪減剩下三十億。三十億裡面又大半都是蓋房子的錢，結果就沒有錢做研究，形成一個窘境。
＊作者李遠哲，1986年與達德利·赫施巴赫、約翰·查爾斯·波拉尼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前中研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