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前後
我要回國服務，這個心情一直是很強烈的，尤其是張昭鼎去世之後，我那天晚上就寫了一篇文章說，該也是回家的時候了。後來就登在報紙上，就說要回家。那時候我是想要回到中央研究院的原分所當主任，我已經決定要回來。
後來評議會開會之前，有人說要提名我當院長候選人，要我考慮。那時候我不是很確定，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做行政工作的經驗。我記得在Texas 開美國威爾契基金會（Welch Foundation）的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Meeting 的時候，我把這問題請教Norman Hackerman（1912-2007）。Norman Hackerman 以前當過美國總統的顧問、做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的校長，也做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校長，威爾契基金會的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board，他非常能幹。而且我跟他很熟，有幾次，像哈佛大學的chemistry department review committee 在一起，或者是布魯克黑分國家實驗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的review committee 也都有跟他在一起工作過。
每次跟他在一起，都覺得這個人很值得學習，他做事情有條有理。因此我就問他，如果台灣有人請我回去當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我有一個concern，我一直做科學研究，一直逃避學術行政的工作，被邀請做系主任、院長，我都一次一次迴避了。我是想回到台灣主持原分所，中央研究院院長又是另一回事。Norman Hackerman 就說，其實學術行政工作只要有兩個條件，一個是你有很好的科學能力，每樣事情送到你桌上的，都是下面的人沒辦法解決的，所以你要做一個很好的分析判斷決定，這要科學的素養；第二個，他說對人要敏（sensitive），有這兩個條件的人，應該可以做得不錯，他笑著看著我說，「我跟你認識很久了，你應該能勝任愉快。」
像他這些高層的人，我最佩服的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他聽一聽，能夠把大家的意見分類為幾樣，再進一步來回反覆討論，然後去找出結論，非常能幹的。我們這裡常常是，聽了一個意見就說，「懂了，懂了，知道了」，然後懂了什麼，也不會講出來，做的決定就只是個人的想法，常是亂七八糟的。
更早以前，我記得在開院士會議的時候，那是我已經得諾貝爾獎之後的事，差不多一九九○年的時候。楊振寧在汽車旅程中坐在我隔壁，曾經問我，「吳院長年紀已經大了，下一任院長，應該找一個年輕的，你有沒有意願回來？」那時候我從來沒想過當院長的事。後來我問楊振寧，「楊先生，你曾經問我這個問題，你還記得嗎？」他不記得了。 （相關報導： 一半是創作者，一半是見證者：《拉波德氏亂數》選摘（2） ｜ 更多文章 ）
那時候我跟楊振寧有些接觸，尤其是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很多華人寫信建議中國政府要怎麼樣做。很有趣的是，學界裡面簽字的話，一定要留一張是給楊振寧簽的，聽說楊振寧看到李政道或者是丁肇中（1936-），或是別人簽在他前面，他就不會簽的，他一定要第一個簽，所以他們都會留著一個位子，給楊振寧第一個簽。李政道跟台灣的關係比較疏遠，因為他不願意跟楊振寧同時出現在一起，所以楊振寧決定來，他就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