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自己卻認為，必須通過美學門檻，見證才能如實。必須首先成為「一個寓言」，約伯受難的事實，才不會「只是一個寓言」。李維因此，無法拒絕讓那一半的自己，成為一則事關集中營的寓言；卻也強迫那另一半的自己，用嚴格美學標準，審視自己的見證文字。一半的李維，那簡練卻雄辯的代言人，總是嫉妒著還保有隱私的那另半李維。那位害羞的作者。這是難中之難。
四十年來，最後一次，以同樣認真的憤怒，李維藉《滅頂與生還》陳明：令他痛苦的，與其說是昔日奧斯維辛，不如說是其後，善忘的現世。面向那般平靜的「抹消」，他重複琢磨的憤怒，彷彿正是事關記憶，最堅決的一種形式。這種堅決，既像是杜氏尋索的「寬恕一切、擁抱一切的彼此之愛」的悖反，也像是對同類之人，另一種強烈之愛的求索—李維盼望「我」所記得的，他者的死難，同類之人也能深切記憶。
他經歷集中營，卻認為惟有死難者，方有資格陳述奧斯維辛—不幸的是，死者不會開口，而世間，只剩像他這樣的倖存者了。他深刻實踐代言，也自明代言並不合乎道義，僅是別無辦法的倫理承擔。倫理自擇是：他必須接受，因為代言死難經驗，他全副生命狀態，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簡化。從此，他更內在、私心更想望的創造，他的千言萬語，將無一，不指向奧斯維辛現場。
從此，他的生命，只能是公開的謬置。他也許，不免因此而悲傷，於是，當人們問他，身後，最想要的墓誌銘為何？他回答，希望是簡單的兩個古希臘詞彙，「pollà plankte」。《荷馬史詩》中，形容流浪者尤里西斯之詞。意義接近「大錯特錯」，或「離鄉背井」。李維最想望的一生考語。然而最後，李維墓碑上，除了姓名外，只刻了一組號碼—他在奧斯維辛的囚犯編號，「174517」。
見證倫理是：接受李維提醒，記憶奧斯維辛之人，選擇遺忘關於個人生命，李維私心更愛的說明。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之新作《拉波德氏亂數》（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