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毀滅與重生之間流轉變化：《圖書館生滅史》見證書籍的命運

卷軸之亂

2002年10月16日，來自世界各地的達官顯貴齊聚埃及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出席當代最受矚目的文化盛事：新建濱海圖書館正式啟用，重現古代世界奇蹟。這座圖書館的興建耗時三十年，計畫的萌芽是因為1974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造訪埃及。當時已然烏雲罩頂1的尼克森想參觀傳說中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原址，場面一度尷尬，因為沒有人知道確切地點。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建築物連同它數量龐大的書卷，都消失在時間的流沙裡，它的所在位置也沒能倖存。

尼克森會在兩個月後請辭下台，但埃及當地的學術界嗅到了契機。由於埃及總統卡邁爾．阿卜杜爾．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推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亞歷山大港的地位比不上開羅。當地學術界覺得這是大好機會，既讓亞歷山大港重登文化偶像寶座，也能在知識界嶄露頭角。他們訴求發揮古代亞歷山大圖書館教化世人的功能，爭取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重要支持。於是各國領袖在1990年簽署了決定性的〈亞斯文宣言〉（Aswan Declaration），包括歐洲各國、美國和阿拉伯世界都同意齊心協力建造一座全新圖書館，宣示「追求知識普及」的決心。沙烏地阿拉伯和波斯灣各國都允諾捐出巨資，最後拔得頭籌的是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海珊一口氣捐出兩千一百萬美元，為伊拉克爭取到2002年圖書館落成典禮上的貴賓席位。

亞歷山大港日漸沒落，似乎不太需要圖書館這種設施，但國際上的反應如此熱情，提出這樣的質疑好像不太禮貌。這筆高達兩億一千萬美元的經費如果用在其他地方，肯定有助於改善埃及百姓的生活。從〈亞斯文宣言〉到圖書館盛大落成之間那12年，不難聽見外界批評這座圖書館是「穆巴拉克的新金字塔」。這座圖書館建造過程歷盡艱辛，卻是坐落在一個識字率偏低的國家，更何況這個國家在知識自由方面頗有些黑歷史。當初承諾出錢出力的國家之中，有不少選擇捐贈書籍（包括五十萬冊法文書），其中不少毫無作用，只能丟棄。亞歷山大大學賣掉大多數藏書，以便迎接各界捐贈的新書，可說是個悲哀又草率的決定。 （相關報導： 國際識讀─掌握變化、即時決策：《不當世界的局外人》選摘（1） ｜ 更多文章 ）

啟用後那20年，新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運作困難重重：採購經費不足，職員滿腹牢騷，貪腐疑雲，更別提「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3帶來的動亂和之後的餘波。只是，不管你覺得新亞歷山大圖書館是個不切實際的紀念物，突顯了扭曲的國際文化外交，或是一項富有遠見的計畫，頌揚了人類知識史上的獨特嘗試，它肯定點明古代亞歷山大圖書館在圖書館史的顯著角色。古代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既是傳說，也是歷史事實。它曾經是書籍收藏史的鮮明標誌，象徵對知識的渴望。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羅馬城的圖書館如果毀於大火，皇帝圖密善（Domitian, 51–96）就會派抄寫員前往亞歷山大圖書館為他抄書。十六世紀西班牙書目學家費爾南多．哥倫布矢志建造一座囊括全世界所有知識的圖書館，聲稱他的靈感來自亞歷山大圖書館。4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術領袖跟數位時代的新巨擘一樣，屢屢師法亞歷山大圖書館。這麼看來，亞馬遜、谷歌和維基這些網站的創始人都可以自稱繼承亞歷山大圖書館的衣缽。

西方文明的基礎很大程度得力於希臘與羅馬提供的靈感與各方面的成就，也難怪我們往那個方向尋找圖書館建築的範本和藏書文化的根源。某種程度上，這種期待其來有自。希臘人需要設法留存亞里斯多德時代的學術成就，羅馬人則是以他們一貫的鐵腕效率占用這份文化遺產。只是，儘管羅馬人顯然不缺重大基礎建設的資源，卻也解決不了未來兩千年肆虐書籍收藏史的問題：可靠書籍的取得，對使用者的規範，儲存知識的理想方法。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能夠世代傳承的穩定收藏。即使最有才華的文明締造者，似乎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希臘與羅馬帶給後世學者的啟發，讓他們看到知識如何創造力量，也看到書籍收藏的潛力。在此同時，他們也了解到，為實現這個願景付出的努力多麼容易化為泡影。 （相關報導： 國際識讀─掌握變化、即時決策：《不當世界的局外人》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安德魯．佩蒂格里（Andrew Pettegree）為聖安德魯斯大學現代史教授，也是宗教改革時期歐洲史的權威。他發表過許多作品，其中《文藝復興時代的圖書》（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和《新聞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News）曾經獲獎；亞瑟．德韋杜文（Arthur der Weduwen）為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博士後研究員，也是聖安德魯斯大學通用簡明目錄的副主任。他發表過多本探討報紙、廣告與出版歷史的書，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圖書館生滅史》(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