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頭馬系譜：約瑟夫生米歇爾，米歇爾生切薩雷，切薩雷生下了普利摩。「普利摩」的意思是「第一個」，彷彿注定是由他，重新丈量父祖時空。他和約瑟夫相距整整百歲，遠隔他曾想像過的，一顆孤獨碳原子，遠繞的全副跡軌。
人頭馬。李維喜歡這樣想像自己：一半在工廠，是化學技術專家；另一半在寫作世界裡，是業餘的作者。三十年前，他二十六歲，離開集中營、穿過烏克蘭大草原（彼時，車諾比還未開掘地基），返回都靈，看來瘦弱、蒼老，遺傳鬈髮莫名全直了，像跟誰換過了一樣。睡覺時，他把麵包藏在枕頭下；散步途中，被目擊突然跳上樹，攻擊滿樹纍纍的柿子。如果沒有重複勞形的工作，他就是失神的廢物。如果沒有寄身書案的另半，他就永遠仍是車廂裡的流犯，會跟任何陌生人，傾吐連自己都難解的親歷。像童年見過的瘋子。
如果沒有書房裡另半，有一天，這瘋子會被尋常所見，給震懾到徹底喑啞。通勤火車向前奔跑，這開往市郊的路線，逐漸抹除一條條小溪；再無洗衣婦，敢露天曝曬連綿的亞麻色床單。通勤火車抵達塵霾深罩的堊地，裡頭鐵房子，還在孵育戰爭的胚芽：韓戰或越戰，人人趕訂單，用拜耳公司（前納粹集團）供給的原料，製造遠東燃彈之芯。這彷彿無風的堊地，也製作自己的氣象：那日，工廠苯酚槽外洩，造出彌天腐蝕雨，雨中車輛全數落漆，淅瀝一個流彩人世。
那雨侵蝕他體膚，多日後，他還聞見自己無色的惡臭。他自囚書案，迫切留挽記憶，就在自己出生的樓寓裡。四周寂靜，見證彼時喧嚷。從前從前，年歲相當的約瑟夫轉過街角，走出蒙多維猶太人隔離區：義大利全境甫統一，新民族國家始政，猶太人受賜平等，享居住與遷徙之自由。他走得暢快，立誓從此同化於新國族，令未來，世世代代不習意第緒語、不解猶太經典。他還有一絲不安，遂在小鎮新住所，栽滿鬱金香。猶太人總栽鬱金香，因球根易移植，好像隨時就要拔地而起，再隨他，到下個離散地。
轉過街角，年歲相當的切薩雷，一位體格魁梧、衣著光鮮的唐璜，順從母命，成了工程師。他滿街招搖，深受歡迎，商家最愛看他用對數計算尺，瞬間量妥買價。切薩雷走入空前絕後的都靈盛世。在此城，新立電燈柱照亮卵石路面，史上首批飛雅特汽車，競馳古老馬車道；道旁窗內，市民卻在人造黑暗裡秉燭，研究降靈與玄術。時裝業者，剛剛裁出風靡全球、歷久彌新的裙身曲線。顱相學門徒們，則恪遵學科奠基者遺囑，將他顱骨尊奉福馬林罐內，希冀身教彌新歷久地傳世。彼時大戰未起，大疫與革命也都還遠。切薩雷和都靈人青春無敵，以為將昇平永遠。
惟一哭喪聲，發自哲人尼采──「瞧！這個人！」──他在都靈大街上，抱一匹瘦馬哭，過早哀悼十九世紀，或全部人類時間，及於他一身的滅絕。
轉過又一都靈街角，年歲相當的米歇爾，從另幢樓寓縱身跳下，觸地而亡。工程師米歇爾熱愛工程學，卻無法違逆父願，遂留鬱金香小鎮，繼承家營銀行。他毫無人事斡旋的才具，不知僅憑對猶太人的累世積恨，有心人，隨時都能策動謠言，鼓動鄉親蜂擁銀行擠兌。他被奪去銀行、逐出小鎮，攜一妻三幼子，連夜逃往都靈。使他心碎的，是他發現其妻，與小鎮醫師正熱戀。他死後，遺孀另嫁醫師，又從擠兌案判決中，領得鉅額賠款。
醫師娘攜醫師，置產都靈市中心。醫師娘要長子切薩雷，專心鑽研工程學。醫師娘埋米歇爾，於市郊猶太墓地。走出蒙多維猶太人隔離區伊時，約瑟夫不知道：都靈猶太墓地內，還有隔離區，專葬自死之人。是這樣，普利摩由都靈，去向奧斯維辛。
普利摩將知道：都靈以外，義大利各城鎮，皆不乏相似猶太墓地，法西斯官員專程到墓地，抄錄墓碑名姓、照冊，比對死生親緣。是這樣，更多猶太人由各自祖靈隔離區，去向集中營。
那雨侵蝕他體膚。那雨輕敲營地庫房頂，從煙囪散去之人，留下全身貴重以避雨。你會很驚訝—奧斯維辛的雨，聞來只有大麥和煤炭的氣息。很久以前，在那無花之境，他不時想起自己祖母。人人諱為魔魅的醫師娘阿黛爾。阿黛爾一生心願是當修女，二度守寡後，獨居荒廢診所內。兒時週末，父親帶他轉過街角，前去探視。阿黛爾住所四處晶亮，像寶庫，但她過世後，人們發現那只是光的幻術：凡貴重的，她都偷偷換過了。她遺贈長子一枚戒指以存念，戒指換嵌了玻璃。
只有每次探訪時，阿黛爾請他吃的巧克力，確真來自同一盒。那遭蟲咬過的巧克力，總令兒時的他困窘。他沒有預期，自己原來這麼想念她。多年以後，他將這顆蟲蛀巧克力，安放在《週期表》首篇的最末，像系譜裡的鑽石──也就是碳的無色晶體。
人頭馬：在寫作世界裡，一半是創作者，他隨作品形變，以消滅「我」之實存為目標；另一半則是見證者，他不變地，強調奔流時空裡，「我」的實存。詹姆斯．伍德讀李維，讀到這持續的兩難。在〈見證的藝術〉裡，他引用丹．帕吉斯（詩人暨集中營倖存者）對《塔木德經》中，「約伯從未存在過，只是一個寓言」，這樣一條注釋的思辨，說明：「受難不是最可怕的事；更可怕的，是一個人受難的事實被抹消了。」伍德理解那迫切的可怕，因此解讀李維時，總難免矛盾。一如所有自知，無法輕率將見證者文字，依美學標準來明斷價值的評論者。某種意義，見證書寫拒絕美學審酌的介入。
李維自己卻認為，必須通過美學門檻，見證才能如實。必須首先成為「一個寓言」，約伯受難的事實，才不會「只是一個寓言」。李維因此，無法拒絕讓那一半的自己，成為一則事關集中營的寓言；卻也強迫那另一半的自己，用嚴格美學標準，審視自己的見證文字。一半的李維，那簡練卻雄辯的代言人，總是嫉妒著還保有隱私的那另半李維。那位害羞的作者。這是難中之難。
四十年來，最後一次，以同樣認真的憤怒，李維藉《滅頂與生還》陳明：令他痛苦的，與其說是昔日奧斯維辛，不如說是其後，善忘的現世。面向那般平靜的「抹消」，他重複琢磨的憤怒，彷彿正是事關記憶，最堅決的一種形式。這種堅決，既像是杜氏尋索的「寬恕一切、擁抱一切的彼此之愛」的悖反，也像是對同類之人，另一種強烈之愛的求索—李維盼望「我」所記得的，他者的死難，同類之人也能深切記憶。
他經歷集中營，卻認為惟有死難者，方有資格陳述奧斯維辛—不幸的是，死者不會開口，而世間，只剩像他這樣的倖存者了。他深刻實踐代言，也自明代言並不合乎道義，僅是別無辦法的倫理承擔。倫理自擇是：他必須接受，因為代言死難經驗，他全副生命狀態，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簡化。從此，他更內在、私心更想望的創造，他的千言萬語，將無一，不指向奧斯維辛現場。
從此，他的生命，只能是公開的謬置。他也許，不免因此而悲傷，於是，當人們問他，身後，最想要的墓誌銘為何？他回答，希望是簡單的兩個古希臘詞彙，「pollà plankte」。《荷馬史詩》中，形容流浪者尤里西斯之詞。意義接近「大錯特錯」，或「離鄉背井」。李維最想望的一生考語。然而最後，李維墓碑上，除了姓名外，只刻了一組號碼—他在奧斯維辛的囚犯編號，「174517」。
見證倫理是：接受李維提醒，記憶奧斯維辛之人，選擇遺忘關於個人生命，李維私心更愛的說明。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作者之新作《拉波德氏亂數》（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