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菲的母親把休斯法官招聘助理的消息告訴女兒。考菲遞交申請後，接到休斯法官的電話，邀請她去法院面談。多年後，考菲回憶說，她當時覺得自己的聲音都在顫抖。面談的那天早上，正值德州公布律師資格考試結果，考菲的成績在全州名列第二。她得到了休斯法官助理的工作，法律業務水準突飛猛進。她很喜歡這項工作，但這種職位只有一年期限。第二年四月，她必須重新進入職場找工作。而律師界對女律師的看法並沒有改變，仍然沒有事務所願意聘用她。考菲把難找工作的煩惱告訴她中學同學亨利．麥克拉斯基。麥克拉斯基在達拉斯有些人脈，到處幫考菲找工作，沒有成功。不久，達拉斯縣檢察院招聘助理檢察官，考菲遞交了申請。麥克拉斯基安排晚宴，把父母請來，一起招待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認識達拉斯縣檢察長亨利．韋德（Henry Wade）。晚宴後，麥克拉斯基的朋友找到韋德，希望他能給考菲一個機會。韋德面談了考菲，印象很好，但他說能給女律師安排的唯一工作是收帳，追討本縣拖欠子女撫養費的父親。考菲放棄了這個機會。最終，她在一家辦破產案的小型事務所找到處理文件的工作。
麥克拉斯基帶諾瑪去考菲工作的事務所面談。兩人第一次見面，各自都比較拘束。跟諾瑪印象中的律師不同，考菲性格內向，言談舉止並不平易近人，而且她不修邊幅。用諾瑪的話說，考菲看上去「像起床的時候忘了梳頭」。諾瑪挺著肚子，她身材瘦小，愈加顯出孕婦的體徵。考菲告訴諾瑪，她可以為她打官司，但法院處理起來很慢，即使贏了也來不及終止這次懷孕了，但可能會影響她以後的生活和其他需要墮胎的婦女。她問諾瑪是否還願意打這場官司。諾瑪問，打官司是不是需要錢。考菲說，她是義務為墮胎婦女提供法律援助，不需要諾瑪交錢。那是諾瑪關心的唯一問題。
麥克拉斯基成功在考菲和諾瑪之間牽線搭橋。從各方面講，諾瑪都是個接近完美的原告：她收入低，沒有錢去加州合法墮胎；她文化水準低，靠做清潔工為生，對於擔任墮胎案的原告沒有顧慮。更重要的是，諾瑪住在達拉斯，所以達拉斯的聯邦地區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這意味著，案件有希望由休斯法官主審。考菲知道，休斯法官支持墮胎合法化。如果案件在德州其他城市的聯邦地區法院審理，結果可能凶多吉少。至此，一切都朝著對考菲有利的方向發展。
考菲為訴訟找到了原告，可以準備起訴了。出於律師的職責，考菲為諾瑪嚴格保密。事實上，在見到諾瑪之前，她已經為擬議中的墮胎案原告起好了化名「珍．羅伊」。在涉及敏感問題的訴訟中，美國法院允許原告使用化名，「羅伊」、「朵伊」等是法院常用的化名姓氏。「珍」則是英語世界常見的女性名字，當時芝加哥有個地下墮胎互助組織，就是化名「珍群」（The Jane Collective）。在正式準備起訴前，考菲想找一位搭檔。雖然她曾經為休斯法官工作一年，熟悉聯邦地區法院的程序，但她清楚自己的弱點和勢單力孤的處境。她找到法學院同學莎拉．威丁頓。威丁頓有些猶豫。她沒有聯邦法院訴訟經驗，到那時為止，她只為熟人辦過幾起協議離婚，為沒有多少財產的人寫過十來份遺囑，為親戚辦過一起收養手續。因為墮胎這類挑戰性訴訟需要動用大量資源做研究，她建議考菲找一位大事務所有專業助理的律師。但大事務所對這類案件不感興趣。最終，威丁頓答應跟考菲搭檔。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赴美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並獲得伊利諾州和德州律師執照，近年，作者致力於依據法院判決和檔案紀錄書寫美國歷史和社會，為《思想季刊》、《讀書》、《財新週刊》、《南方週末》等期刊撰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權利的歷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