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七年一個冬日，諾瑪．麥考維（Norma McCorvey）在彌留之際，鼻孔插著輸氧管，有氣無力地對著鏡頭說：「這是我的臨終遺言……」她開始喘粗氣，尷尬地笑了兩聲，慢慢戴上老花眼鏡，讓氣息平靜下來。不久前，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後，她坐在輪椅上，被人推去公園放風，看著池塘邊悠閒的鴨子，她點上一支菸，興致高昂，開始無頭無尾地朗誦：「明天、明天，又一個明天，拖著微不足道的步履爬行，直到時間終結的一刻……登上舞台蹦躂一陣，毫無意義。」那是《馬克白》第五幕第二場中一段破碎的台詞。
諾瑪．麥考維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小人物，但她卻不是個沒沒無聞的小人物；她的另一個名字─珍．羅伊，因「羅伊訴韋德案」而家喻戶曉。那是二十世紀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的最具爭議性的一個案件，諾瑪．麥考維是那起案件的原告。律師為了保護她的隱私，在起訴書中給她用了化名「珍．羅伊」（Jane Roe）。那是一九七○年一月，諾瑪二十二歲。她發現自己懷孕了，那是她第三次懷孕。第一次懷孕，她生下女兒梅麗莎，由她母親收養；第二次懷孕，她生下女兒珍妮佛，透過達拉斯律師亨利．麥克拉斯基（Henry McClusky）送給一對陌生夫婦收養。諾瑪第三次懷孕時，又找到麥克拉斯基律師。那時候，她做清潔工，收入微薄，對麥克拉斯基說，養不起孩子，想找管道墮胎。麥克拉斯基告訴諾瑪，他只辦理收養案子，不管墮胎的事。
當時，德州法律禁止墮胎，只有在孕婦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才允許醫生終止妊娠。孕婦要想墮胎有三個選擇。一是在德州找流產醫生開的地下診所，收費數百美元。這種診所因為非法經營，條件比較差，經常出醫療事故。二是去墨西哥的地下墮胎診所，費用大體跟在德州相仿。雖然墨西哥也禁止墮胎，但墮胎醫生能打點好當地政府，診所可以半公開地做墮胎手術，條件比德州的地下診所好一些。三是去允許合法流產的州，主要是加州或紐約州，醫生收費加上機票、住宿等費用，開銷比較高。當時，從德州各大城市到洛杉磯每週五的班機上有不少孕婦，在加州做完流產後，週日再搭飛機回來。
每一個選項都需要錢。但諾瑪沒有錢。麥克拉斯基是位熱心的律師，他把諾瑪介紹給女律師琳達．考菲（Linda Coffee）。他跟考菲曾是中學同學，又同在達拉斯做律師，相互熟識。麥克拉斯基知道，考菲準備在法院挑戰德州禁止墮胎的法律，正尋找一名合適的孕婦做訴訟的原告。考菲是德州人，從小是學霸，在休士頓上高中時被選拔進入美國學生代表團，去紐西蘭交流，她是代表團中唯一一名來自美國南方的學生。高中畢業時，她考上萊斯大學，那是德州最好的私立大學。她學德語文學專業，成績優異，獲得福特獎學金去德國訪學。一九六五年，她大學畢業，德州供婦女從事的工作並不多，只有像祕書、文員、中小學老師等不多的幾個職業。考菲打字慢，做不成祕書和文員，又不想當老師，最終跟一些高中輟學的學生一樣，在一家漢堡店打零工。
考菲對法律感興趣，但當時很少有女生念法學，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老師和學生中傳說法學比其他學科難學，二是律師事務所不願聘用女生做律師，畢業後前景黯淡。考菲不怕專業難學，對職業前景也沒有太多顧慮，因為任何職業都比在漢堡店打零工要強。她參加了法學院入學考試，被德州大學法學院錄取。那是德州最好的法學院。因為她成績突出，被選拔為《德克薩斯法學評論》的編輯。當時，美國律師界是白人男性的天下，德州大學法學院錄取的女生屈指可數。考菲那屆同學有一百二十名男生，只有五名女生，其中也包括莎拉．威丁頓（Sarah Weddington）。
畢業時節，全國各地的知名律師事務所紛紛來校園招聘畢業生，第一輪面談通過後，外地事務所會出機票和住宿費用，請男生去做第二輪面談，但不為女生提供同樣禮遇。女生要去外地做第二輪面談，不得不自己出機票和住宿費用。幾位畢業的女生把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反映到校方，法學院通知來校園招聘的事務所，必須給予女生跟男生同樣的待遇，否則將禁止它們到校園來招聘。那年，威丁頓成為德州大學法學院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外地事務所招聘面談旅行補貼的女生，開了先例。第二輪面談時，那家事務所的高級合夥人問她：「律師經常工作到深夜，但女人要回家做晚飯。你怎麼兼顧兩者？……年輕律師要經常挨罵，才能訓練出來。你是個女人，我們又不能罵你。我們怎麼訓練你當律師？」結果可想而知。威丁頓找不到律師的工作，畢業後留在奧斯丁為法學院一位教授打零工。
考菲畢業時面臨跟威丁頓相同的命運。她雖然成績優異，又擔任《德克薩斯法學評論》的編輯，但沒有律師事務所願意雇傭她。她在德州議會的立法委員會找到一份臨時工作，幫助議員起草議案。考菲的母親在達拉斯浸信會的會議中心做祕書。有一天，她遇到一位律師，說起女兒法學院畢業後找工作的事。那位律師告訴她，達拉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莎拉．休斯（Sarah Hughes）正打算招一名助理。休斯在德州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早在一九三五年，她成為德州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一九六一年，她被甘迺迪總統任命為達拉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又成為德州聯邦法院的第一名女法官。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迺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第二天，副總統詹森宣誓就職總統。按照慣例，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引領總統宣讀憲法第二條第一款中的誓言。但情況危急，詹森決定就地找一名法官，他派人找到休斯，在空軍一號上由休斯法官引領宣誓就職。記錄詹森總統就職場景的照片在全國各報刊登，休斯成為最知名的聯邦法院法官之一。
考菲的母親把休斯法官招聘助理的消息告訴女兒。考菲遞交申請後，接到休斯法官的電話，邀請她去法院面談。多年後，考菲回憶說，她當時覺得自己的聲音都在顫抖。面談的那天早上，正值德州公布律師資格考試結果，考菲的成績在全州名列第二。她得到了休斯法官助理的工作，法律業務水準突飛猛進。她很喜歡這項工作，但這種職位只有一年期限。第二年四月，她必須重新進入職場找工作。而律師界對女律師的看法並沒有改變，仍然沒有事務所願意聘用她。考菲把難找工作的煩惱告訴她中學同學亨利．麥克拉斯基。麥克拉斯基在達拉斯有些人脈，到處幫考菲找工作，沒有成功。不久，達拉斯縣檢察院招聘助理檢察官，考菲遞交了申請。麥克拉斯基安排晚宴，把父母請來，一起招待一位朋友。那位朋友認識達拉斯縣檢察長亨利．韋德（Henry Wade）。晚宴後，麥克拉斯基的朋友找到韋德，希望他能給考菲一個機會。韋德面談了考菲，印象很好，但他說能給女律師安排的唯一工作是收帳，追討本縣拖欠子女撫養費的父親。考菲放棄了這個機會。最終，她在一家辦破產案的小型事務所找到處理文件的工作。
麥克拉斯基帶諾瑪去考菲工作的事務所面談。兩人第一次見面，各自都比較拘束。跟諾瑪印象中的律師不同，考菲性格內向，言談舉止並不平易近人，而且她不修邊幅。用諾瑪的話說，考菲看上去「像起床的時候忘了梳頭」。諾瑪挺著肚子，她身材瘦小，愈加顯出孕婦的體徵。考菲告訴諾瑪，她可以為她打官司，但法院處理起來很慢，即使贏了也來不及終止這次懷孕了，但可能會影響她以後的生活和其他需要墮胎的婦女。她問諾瑪是否還願意打這場官司。諾瑪問，打官司是不是需要錢。考菲說，她是義務為墮胎婦女提供法律援助，不需要諾瑪交錢。那是諾瑪關心的唯一問題。
麥克拉斯基成功在考菲和諾瑪之間牽線搭橋。從各方面講，諾瑪都是個接近完美的原告：她收入低，沒有錢去加州合法墮胎；她文化水準低，靠做清潔工為生，對於擔任墮胎案的原告沒有顧慮。更重要的是，諾瑪住在達拉斯，所以達拉斯的聯邦地區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這意味著，案件有希望由休斯法官主審。考菲知道，休斯法官支持墮胎合法化。如果案件在德州其他城市的聯邦地區法院審理，結果可能凶多吉少。至此，一切都朝著對考菲有利的方向發展。
考菲為訴訟找到了原告，可以準備起訴了。出於律師的職責，考菲為諾瑪嚴格保密。事實上，在見到諾瑪之前，她已經為擬議中的墮胎案原告起好了化名「珍．羅伊」。在涉及敏感問題的訴訟中，美國法院允許原告使用化名，「羅伊」、「朵伊」等是法院常用的化名姓氏。「珍」則是英語世界常見的女性名字，當時芝加哥有個地下墮胎互助組織，就是化名「珍群」（The Jane Collective）。在正式準備起訴前，考菲想找一位搭檔。雖然她曾經為休斯法官工作一年，熟悉聯邦地區法院的程序，但她清楚自己的弱點和勢單力孤的處境。她找到法學院同學莎拉．威丁頓。威丁頓有些猶豫。她沒有聯邦法院訴訟經驗，到那時為止，她只為熟人辦過幾起協議離婚，為沒有多少財產的人寫過十來份遺囑，為親戚辦過一起收養手續。因為墮胎這類挑戰性訴訟需要動用大量資源做研究，她建議考菲找一位大事務所有專業助理的律師。但大事務所對這類案件不感興趣。最終，威丁頓答應跟考菲搭檔。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博士，赴美取得法律博士學位，並獲得伊利諾州和德州律師執照，近年，作者致力於依據法院判決和檔案紀錄書寫美國歷史和社會，為《思想季刊》、《讀書》、《財新週刊》、《南方週末》等期刊撰稿。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為幸福而生：在法律秩序中追求平等權利的歷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