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工會法》規定，要有30名勞工連署才能成立企業工會，但台灣有98％企業僱員不足30人，這些企業僱用了約43%的勞工，即有超過340萬人因該項規定無法籌組工會。反觀，鄰近國家及地區，日本、韓國、香港都是不到10人可組工會。
學者李健鴻分析背後的歷史因素指，日治時期職業工會非常活躍，但國民黨來台後實施戒嚴令，在1953年公布把工會屬性功能，變成只能辦勞健保的工會。「國民黨丟掉大陸是因為勞工、農民運動，他們怕有社會運動，也會丟掉台灣。」
即使1987年解嚴後，台灣逐漸民主化，但工會還是很少。「有新的、年輕人成立的工會，但力量太小，只有機師、空服員的職業工會才是真的團結勞工爭取權益。其他就出現畸形現象，比如工會家族化，被老闆把持。」
李健鴻續說，台灣龍頭產業科技界的老闆都信奉「無工會主義」，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對《天下雜誌》表示「好的企業，可以要求不要有工會」。「大家覺得他是台灣代表人物，沒有人敢批評他，但其實阻止工會成立是違法的。連台積電都沒辦法組工會，其他企業更加不可能。」
李健鴻表示，台灣有1100多萬勞工，手上都有選票，但是無法組織起來就沒有發聲的力量，政治人物也感受不到來自勞工的壓力。「他們每天要見千千萬萬的團體，勞工團體可能只是其中的2%，而且勞工團體可以幫他們拉選票嗎？能給政治獻金嗎？」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對BBC中文分析指，在台灣的政治結構，無論什麼政黨都要靠資方捐款才有選舉資源，使得資方對政治和立法擁有極大影響力，可以阻止勞工權益的相關立法及改革。
「台灣已經政黨輪替過幾次，但基本結構還是不變。連稱號稱『超越藍綠、擺脫財團』的民眾黨和柯文哲，最後在台北市都擺平不了開發商，現在副手還拉攏大財團（指新光集團），就代表資方、開發商利益在台灣政治經濟結構中的角色。」
他認為，如果台灣勞資力量持續失衡，低薪問題無法解決，短期會對選舉構成壓力，長遠會削弱年輕人對民主政治的信心，甚至助長民粹主義興起。
「只有制度性改變才能處理資方的過度影響，這要靠民主動員，也需要修改立法，包括適當調整資本在政治程序中扮演的角色。但這一步相當難，因為各政黨未必有足夠動機和意願改變現狀。畢竟，他們也是受益的一方。」
更大的問題：少子化和人才流失
青年底薪問題不解決，將直接影響台灣的未來，包括加劇少子化問題。目前台灣生育率全球最低，人口已經連續三年負成長。
從事市場行銷十多年的柔瑩說，曾與另一半討論生育計劃，但衡量過財政負擔後決定不生。「生了就會想能不能養好，我無法很樂觀覺得『低薪有低薪的養』，那是大人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