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橫行霸道，小國站隊靠邊，已成為全球化的新常態。在充滿各種兩極分化的世界中，「經濟大國，政治小國」的日本究竟該何去何從，一向令人困惑。直屬中國社科院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最近翻譯了一本慶應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添谷芳秀寫於2005年的舊作《日本的「中等國家」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與構想》（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試圖為21世紀日趨複雜的亞太局勢提供一個非主流視角，值得參考。
添谷教授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是二戰後中日關係與日本外交政策的世界級專家，亦曾擔任過日本前首相小淵惠三的私人智囊，其主要英文著作《日本對華經濟外交：1945-1978》是理解中日關係於冷戰時期流變的經典。添谷關於「中等國家」的研究專著，對二戰後日本外交政策進行全面深入的闡釋與分析。添谷的研究指出，日本於二戰後對外政策，是吉田茂前首相為了在憲法第九條的非戰原則與美日安保條約夾縫之間追求民族自立自主所創造的扭曲體制（「九條安保體制」）。添谷指出，這條「吉田路線」奠基於反省侵略戰爭，是「戰後體制」的根本。由於日本非戰憲法寫於韓戰前，美日安保條約簽訂於韓戰後。日本在美國主導的東亞集體安全系統中的角色，因冷戰根本改變。冷戰前，美國原本將民國統治的中國定位成大東亞集體安全的核心。但共和國取代民國後，美國只能試圖讓赤化的中國大陸「鐵托化」，以遏制蘇聯，這就不得不讓日本擔當起東北亞防衛圈的前線基地，但這恰恰牴觸了美國炮製的非戰憲法，因此必須要簽訂安保條約，讓日本將國防「外包」給美軍，並在美國的核武保護傘下發展經濟。
安保條約讓日美之間成為準軍事同盟，即使有「非核三原則」與非戰憲法的限制，僅憑橫須賀基地中飄揚的美國第七艦隊軍旗就能明白，日本是美國東亞防務的大本營，毫無疑義。吉田路線的根本矛盾在於，要負起在安保條約下的責任，日本必須對非戰憲法中的「自衛權」擴充解釋。感覺「戰後體制」過於拘束的首相安倍晉三，試圖用修正主義的方式來解釋侵略戰爭，反而被北京做為日本右翼挑釁中國的政治宣傳，這不是日本和平主義派與美國疑日派所樂見的。有了完整的國防權才能算是「正常國家」並更有「民族自信」的在國際上有「存在感」，雖然也是吉田路線追求的終極目標，但日本右派對擴軍與出兵海外的野望仍然、也應該持續受到吉田路線的壓制，添谷認為，基於地緣政治與霸權均勢的考量，在多極世界中低調扮演折衝樽俎的角色，是最上算的現實主義策略。 （相關報導： 見安倍經濟國師 馬憂中韓FTA衝擊 ｜ 更多文章 ）
添谷提出，世界上有超級大國，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等四種類型。其中大國與中等國家的差異，在於大國有能力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毫不猶豫地將其價值觀、歷史觀與利益貫徹在外交政策中。於此相比，中等國家雖有不亞於大國的綜合實力，但自願放棄單邊主義，從大國主導的爭霸領域中退出，而在多邊合作的範疇內積極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有實力、也被（誤）認為是政治經濟軍事大國，應該自覺地「降等」，專注在財經合作政策與國際多邊交流的領域幹實事，不要好大喜功，切忌陷入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盲目狂熱中無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