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諸冷戰與後冷戰史，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佈局，一向是日本第一，南韓第二，台灣第三。這裡有相當深刻的地緣政治考量，但台灣媒體與人民一般不會區別這麼細，再加上朝野政客故意扭曲，很容易令台灣社會產生錯覺。美國前國務院官員Nancy Tucker透過許多美國政府解密的文件，加上訪問了幾十位熟悉美國與台灣官員，寫成《Strait Talk: U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一書，裏面有很多很多美中台的秘辛，包括美台之間不能公開講的不信任，也透露出了一段血淋淋的潛台詞： 台灣是美國在外交談判桌上牽制北京的籌碼。
借鑒中美日關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台灣在中美霸權博奕結構中的定位，其實是一個迷你版的日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兩岸關係其實是中美日這段不等邊三角關係中的投影，一旦抽離了歷史脈絡就無所附麗。「一中原則、三大公報、台灣關係法」一向被視為美國自尼克森總統以來對華政策的三大支柱。即使在1995年臺海危機時，美國亦未單方面毀棄此一中美關係的根本基礎。二十年前，中美力量的對比懸殊，二十年後，中國已能抗衡美國。二十年間中美關係經歷了無數的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這個三大支柱。
中美三大公報的歷史背景是美蘇冷戰，目的是為了美國自身戰略利益，並非對華友好。深究「台灣關係法」的條文，一方面揭櫫了美國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的意旨，一方面又允諾繼續對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抵觸了中美「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中的共識，亦令美國對「一中原則」的「認知」與「不表異議」顯得十分曖昧。後來雖有「八一七公報」予以調節，亦無濟於事。而「台灣關係法」的獨特意義，不僅因為它是一部規範美國與一個它已不再承認的「中華民國」間的特殊關係的一部國內法，而是作為美國艾森豪總統與中華民國在1954年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阻撓兩岸跨海熱戰的關鍵）的繼承者，「台灣關係法」其實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的博弈心態下了一個絕佳的註腳。從霸權博弈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曖昧有戰略上的必要，亦凸顯了1949年後中美亦敵亦友的矛盾競合，且不時成為美國政客轉移內部焦點的政治籌碼。
但中日則不同。因為兩國在歷史上的種種遺緒，中日之間很難如中美一般在重大關鍵問題上容許「創造性的模糊」。這也是中日關係較中美關係更加複雜的主因：日本背後有著美國在安保條約下的核武保護傘，但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氣焰其實藏著反美的幽靈；中日和好，中美不一定好；中美不和，中日肯定好不了。面對這種「囚徒賽局」，添谷的中等國家外交路線，或許是一條能有利於亞太區域穩定和平的「第三條路」。申請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本來是一個尚佳的契機，然而日本受制於美國的壓力，未能好好把握，非常可惜。
＊作者為金融市場觀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