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向日本表達蘇聯的中立態度，史達林始終不願意允許美英兩國經由西伯利亞的陸上運輸線援助中國，甚至在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1942年4月18日對日本發動首度空襲後，其中一架飛往海參威迫降的B-25轟炸機也為蘇聯軍隊所扣押。以機長約克（Edward J. York）上尉為代表的五名美軍機組人員，還被蘇聯扣留了長達13個月之久。
從蘇聯的角度出發，無論是以英美中為代表的同盟國還是以德義日為代表的軸心國都是該被打倒的對象。在歐洲戰場，德義是要被優先擊敗的首要敵人，英美則是可以暫時聯手的次要敵人。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位置，到了亞洲戰場有了對調，蘇聯希望日本盡可能消耗英美以及中華民國的軍事實力，為戰後的共產革命製造有利環境。
事實上日本在「大東亞共榮圈」的旗幟下向英美殖民地發起進攻，其實與蘇聯從「帝國主義」手中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論述有眾多異曲同工之處。在這樣的情況下，史達林更是要與蔣中正保持距離，努力打壓中華民國成為四強的企圖，才有可能向日本方面證明自己的中立性，這是蘇聯反對中華民國成為四強的第一大原因。
蔣中正與史達林的對立
當然打蘇聯拖入太平洋戰爭，不會是史達林決定打壓蔣中正的唯一因素。事實上利用納粹進攻蘇聯，史達林無暇東顧的機會，蔣中正採取了許多行動削弱莫斯科對中國的影響力。胡宗南部隊在德蘇戰爭爆發後，就第一時間進駐河西走廊，對長期以來控制新疆，採取親蘇政策的軍閥盛世才做出了歸順中央的決定。
另外蔣中正還趁日軍與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激戰的時刻，派遣李仙洲指揮的第28集團軍進攻山東的8路軍根據地，甚至還在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後就產生了派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的念頭。沒想到山東的共軍得到日軍協助，聯手擊退了第28集團軍的攻勢，胡宗南對延安進攻的計劃，則因蘇聯向英美「告洋狀」而胎死腹中。
如果蔣中正如同一個時代的日本，採取非共而不反共的策略，鎮壓本國的共產黨卻親近蘇聯，或者是至少在蘇聯和美英之間保持中立，那麼史達林對中華民國或許還能有所容忍。可是蔣中正的態度就很明顯的反對蘇聯，同時也反對包括中共、外蒙古與新疆在內一切在中國的蘇聯代理勢力，這就讓史達林非抵制中華民國政府到底了。
再加上1939年12月14日，中華民國在阿根廷於國際聯盟大會提出的譴責蘇聯入侵芬蘭案中投下棄權票，導致蘇聯被驅逐的新仇舊恨，都讓史達林決定給蔣中正好看。畢竟當時唯一支援中國抗戰的國家是蘇聯，而阿根廷的提案只要有一個國際聯盟非常任理事國投否決票就能夠否決的情況下，重慶卻還是不願意向莫斯科伸出援手，真的是激怒了史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