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度建設的跡像變得越來越明顯：根據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的研究，2018年中國城市約有五分之一的公寓，即至少1.3億間公寓無人居住；中國媒體則報導，海南省儋州一處高鐵站耗資550萬美元建造，但由於乘客太少竟從未投入使用，海南省政府也說，繼續開放該站將帶來「巨大損失」；貧困的貴州省人均GDP去年還不到7200美元，但這個省份竟然有1700多座橋樑和11個機場，比北上深廣的機場總數還多，2022年底的債務竟上看4000億美元。
借貸與基建已是末路
哈佛大學經濟系教授羅格夫（Kenneth Rogoff）表示，中國經濟的崛起與許多其他亞洲經濟體在快速城市化時期所經歷的情況相似，與部分歐洲國家二戰後對基建重大投資帶動經濟成長的情況也相去不遠。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基礎建設熱潮，導致過度投資，中國數十年來的過度建設恐怕也步上後塵。羅格夫說：「重點是他們在建設方面遇到效益遞減，這種作法是有侷限的。」
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現在每投資約9美元才能實現1美元的GDP成長、10年前只要投入不到5美元、20世紀90年代則是只要投資3美元多一點，就能達到相同的GDP成長效果。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Bert Hofman）表示，民營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已從5年前的9.3%下降至3.9%。國有企業的回報率則從4.3%回落至2.8%。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正在萎縮，生產力也在下滑。
中國地方政府想繼續依靠借貸與建設刺激經濟，但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地方政府與國企）已攀升至GDP的近300%，這個數字在10年前只有不到200%，現在卻已超過美國的水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的統計，在北京對地方的舉債管制下，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資產負債表外的融資平台進行融資，其債務規模預估今年將超過9兆美元。
習近平的對策是？
《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的高層官員已經認識到，過去幾十年的高速成長模式已到達極限。習近平去年便指責官員依靠借貸建設來擴大經濟活動，「在新形勢下發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問題是，對於如何改變中國舊有的成長模式，習近平和他的團隊幾乎沒有任何實際行動。
經濟學家認為，最明顯的解決方案是促進消費支出與服務業，這有助於創造一個更平衡的經濟模式，也讓中國更像是美國或西歐那樣的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資料，中國家庭消費僅佔GDP的38%，美國則為68%。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中國政府鼓勵民眾「多花錢少儲蓄」，包括擴大中國相對薄弱的社會安全網、也提供更多的健康和失業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