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瞭解北京決策的人士表示，習近平及其副手仍對美式的消費風格抱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重點應該是增強工業能力、為與西方的潛在衝突做好準備，此時讓中國民眾進行美國式消費完全是一種浪費。中國領導人甚至會擔心，讓個人對如何消費有更多決定權，可能損害國家權威、也無法產生北京所希望的經濟成長。
在加強政治控制的指導下，習近平政府加強國家干預力道，使中國成為一個更大的工業強國，尤其是半導體、電動汽車和人工智慧等政府青睞的行業。經濟學家認為，儘管專家們並不懷疑中國能在這些領域取得進展，然而著力於這些領域並不足以提振整體經濟，對於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也不足以創造他們所需要的就業機會。
北京已花費數十億美元建立中國的半導體產業、減少對西方的依賴，但主要由台積電所生產的尖端半導體領域卻沒有什麼進展。北京上週發布一系列令人失望的經濟數據之際，中共刊物《求是》發表了習近平6個月對高階官員的談話內容。習近平除了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他也要求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與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要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
學者：中國的經濟模式早就失靈了
對於《華爾街日報》「中國40年經濟榮景已終結」的斷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贊同，但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並不是最近才崩潰，而是在10多年前就已經失靈。佩蒂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在過去10年的任何時候寫就，但直到最近幾乎每個人才真的看到問題所在，因此現在寫出這篇文章才會被認真對待。
佩蒂斯強調，人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看法出現巨大變化，這並不是因為中國經濟的成長模式最近才出現問題、不再帶來健康和可持續的成長（這是很多年前的事），而是因為近年來維持GDP高成長率的成本明顯提高，尤其是因此帶來的債務負擔，人們無法再忽視潛在失衡的嚴重性。雖然有識者警告中國必須緊急提高消費、創造需求，但也有越來越多人察覺中國的制度性限制，更讓人震驚的是中國投資佔GDP的比例已經高達44%，這意味著中國只有保持難以置信的高投資率，才能實現高GDP成長。
佩蒂斯表示，除了保持如此高的投資率並不容易，真正的問題在於，直到大約10到15年前，大量投資還能讓中國經濟產生廣泛的生產力（即效益超過成本），但從那時起便每況愈下。其結果之一，便是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不得不從由硬預算約束的經濟部門（主要是民營部門）轉向由軟預算約束的經濟部門（主要是公營部門）。這是因為在嚴格的預算限制下，非生產性投資就必須被列入支出，就像其他損失一樣；但非生產性投資可以在公部門中被資本化，彷彿這是一種資產，只要有融資、就可以持續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需要更多的債務來為減少的生產提供資金，這就是問題所在。當一個經濟體將大量債務用於生產性投資時，其GDP成長可能超過債務成長，該經濟體的債務負擔就會保持在較低水準。然而當債務被用來為經濟效益低於勞動力和資源成本的投資（非生產性投資）提供資金時，債務自然就會比GDP成長的更快。中國的債務負擔在2006至2008年前後開始激增，中國的官方負債率也從GDP的150%上升到近280%。
佩蒂斯表示，中國債務負擔上升的主要來源，正是房地產行業的私人投資，包括出於投機目的購買閒置樓房、以及地方政府對過剩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崩潰，由於GDP的成長其實沒有提高經濟生產，因此一旦北京決定解決債務負擔，這種情況就會出現逆轉。佩蒂斯表示，北京確實還有調控經濟的手段（儘管不多），但每一種都需要進行重大的制度變革，因此未來三四年的抉擇對中國經濟來說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