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瑟（摩西）最後還是為以民向天主（上帝）求情，結果就是發怒的天主（上帝）讓以民繼續在曠野流浪四十年，無法順利進入流奶流蜜之地。整個「背叛之亂」在梅瑟二度上山和天主（上帝）溝通之後，再度帶下十誡石版，與天主（上帝）的盟約與法律的約定成型，梅瑟（摩西）在《申命記》中和以民重申天主（上帝）對以民的律法，這是舊約的建立，也是以民在曠野建制的開始。梅瑟（摩西）做為先知的角色更加穩固。先知就是士萊馬赫所言的「對神的絕對信賴感」的人。
所以從士萊馬赫的「意識」做為分析平台，最適合的人應是梅瑟（摩西）而不是耶穌基督。同樣從梅瑟（摩西）的一生中所顯示出來的歷史與過程，讓以民脫離奴隸獲得自由，進而建立制度與家國模式，梅瑟（摩西）的善與惡也表現在他的喜怒哀樂之上，因為天主（上帝）是看不到的（梅瑟見主是披上頭帕的），先知就是神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梁，梅瑟（摩西）與天主（上帝）交談，將天主（上帝）的旨意傳達給以民，他與天主（上帝）的關係正是絕對的依賴感。梅瑟（摩西）不是神而是人，有他光明意識/同樣有黑暗意識。以民的出離/流亡/建立地上國度，依著天主（上帝）的旨意來規範以民。士萊馬赫的主觀、價值中立等正好都可以用在梅瑟身上而得到印證。
梅瑟（摩西）對猶太社群與今日以色列來說可以說是關鍵人物，但是卻和華人社會發展不一樣，王教授提到大陸基督思想史家劉小楓主要論點其一就是：「將世俗權威神聖化、將歷史上的政客偶像化、將世俗政權神秘化，不只西方有，東方也有，不僅過去有，現在還有。」其二則是「在華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從未真正意義上有過上帝，無論稱其為天、道或理，對於華人社會而言，『誰是上帝』是一個缺失的問題，因此『替天行道』都是將個人偶像化或神化。」顯然，從一開始華人文化中有「作之君，作之師」的周文王之外，並未發展出和希伯來民族一神論，自然不會出現梅瑟（摩西）人物，但是孔子的理想「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卻在儒家系統中傳給弟子與世人。
王文中評論至於新儒家劉述先（1934-2016）所提到「華人社會傳統無論主張性善、性惡、善惡混合、無善惡，都對過度的惡採取了近乎自然主義的觀點。」在傳統華人社會中，「老天有眼」後來佛家的輪迴報應，善惡終有報應。王教授認為這是一種過度樂觀的自然主義，也高估了人回歸正道的可能性。不過，聖經中的「浪子回頭」在原罪與世俗犯罪的架構下，浪子回家向父親認罪，同樣地也在面對自己的罪過。這是神本主義使然而非自然主義使然嘍？儒家確信「天道」自然會還人一個公道，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用此來指儒家並未幫華人社會提供「幽暗意識」，因著這樣的缺乏而讓華人社會千年來開不出民主憲政。沒有天道就沒有根本價值，沒有根本價值，所謂的「幽暗意識」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的。就像神本架構中沒有神，同樣也開不出任何事務或制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