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在8月4日刊出〈王冠璽觀點：從華人社會的聖經神學議題初探政治哲學議題〉對於王教授在文末提出了「當前華人社會，可謂無一主體能夠實踐高品質的民主法治，此誠然與華人社會的政治哲學有巨大關係」，接著他又指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又指向神學問題；換言之，基督教神學，乃至於聖經神學，實在是華人社會必須立即重視，並投入大量研究的領域。」王教授的邏輯是華人社會缺乏主體，也就是缺乏「上帝」這樣個主體，因此開不出高品質的民主法治。
對於這個大哉問，王教授的進一步提出了7大解析與議題（請參考王文）：
1. 世俗權威的神聖化和政客的偶像化：
2. 缺乏真正的上帝觀念：
3. 民主憲政的困境：
4. 東西方哲學對話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5. 人性觀的探討與社會發展：
6. 文化融合與身分認同：
7. 價值中立與道德相對主義的衝突：
我們不反對東西方對話，這是文化、思想與價值等交流，對於國際化與本土化都有助益。然而，王教授是以聖經神學框架做為交流的核心，相對地在東方哲學部分則以儒家思想為對話對象，基本上這樣的框架下的對話，不是開放性的對談，針對性與主觀性會影響彼此對話度內容，需要更客觀與開放才有可能觸動彼此更深更有意義的交流。
其實，中西交流在歷史上從漢唐宋元就有，明朝時泰西傳教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後，更是直接與相互生活與對話，不過政治上的問題影響到後續的交流，到了清朝中西交流變成利益上的開發，中國淪為殖民地處境。中西該如何相互對待與對話成了敏感與尖銳的議題。
至於「中體西用」並非原創的民族心理模型，而是現實與過往「中國優先」與「西洋優先」辯證過程下的產物，就像「體用說」就是從中國與佛教思想辯證下的折衷說法。對比日本明治維新，這種掙扎同樣也出現在大和民族，不過以現實來檢視，晚清的「中體西用」顯然是失敗的（八國聯軍中，日本也成了帝國主義聯軍一員）。這個失敗帶來的是中國的百年「次殖民地」的屈辱。1911年孫中山先生帶領的國民革命運動，儘管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但是在文化與社會的心態中還是停留在成王敗寇的天朝架構，（袁世稱帝就是這個架構的復辟）1919年五四運動才算打破了這個醬缸，只是文化的論辯並未改變政治事實。
「全盤西化」派與「國故派」雖然達到了啟蒙效應，但是並未普及到全國，廣大的中國還是只有少數菁英創造了風起雲湧之勢，但是普羅大眾還在矇懂階段。一直到教育普及，這個情況才稍有改變，只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斯、列寧及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先後在中國大陸實驗的結果，百年下來，威權架構並未因此而全盤去除掉，兩岸對於中華文化卻有著各自不同深度的破壞。（中共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時破四舊立四新，幾乎是全面消滅中華文化的根， 在台灣這邊民進黨的台獨思維意識型態化地「去中國化」同樣也在剷除中華文化的根）
可以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折衷模式早就被政治權力與現實生活給淘空了，如今中共所強調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早就不是什麼「中體西用」；民進黨同樣地也自我砍斷和傳統中國的經脈，同樣成了無根的蘭花了! 如今還有所謂的「中體西用」的說法，多半還是學院派的理論或探討，或者是政治口號喊喊，政治權力的滋味早就凌駕在傳統文化或生活意義之上了！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 王教授想要做的東西對話當然不是「中體西用」這類的探討，而是用聖經神學的框架來進行的話起手式就會有問題。
回到聖經神學，王教授用的架構是現代神學與詮釋學家士萊馬赫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神學觀，士萊馬赫從自我意識做為詮釋人性的平台，所以善與惡都是真實存在，善可以定義惡，惡可以定義善。如此互補互等，成就了善惡中立化。士萊馬赫對於原罪的說法，更是不同於傳統，他認為人具有犯罪傾向，人的罪源於外在境影響。原罪則源自集體的罪惡，甚至集體罪惡對個體影響更大。
基督宗教若是依士萊馬赫如此說法，天堂/地獄、天主（上帝） /魔鬼等同時存在，問題是如此推展那麼一切根源又在哪裡？基督宗教核心就是基督，那麼基督呢？士萊馬赫並不認為基督具有神性，只有祂「對上帝的絕對依賴感」，並且將這個信賴感傳給門徒，日後形成了教會，所謂的「救贖」就是這個絕對信賴感演生發展出來。
罪與犯罪都是事實，是真實的存在，所以需要處理，梅瑟（摩西）與天主（上帝）的盟約訂下了十誡，這也是舊約最核心的價值所在。十誡規範了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梅瑟（摩西）在埃及領導被壓迫的以色列族人出離運動，運用的是宗教上的神蹟，讓法老王在國安會議上，面對是否要讓以民離開埃及還是繼續高壓鎮懾以民猶疑不決，在梅瑟（摩西）的天主（上帝）行了最可怕的第十個奇蹟—埃及境內所有頭胎生的人與動物，包括法老王的長子，一夕之間死去。相對地猶太族群在這個可怕的「逾越節」中不但逃過此劫，而且就是利用這個可怕的奇蹟效應，大隊人馬快速脫離埃及。
按說梅瑟既是引領以民出埃及，應該是以民的英雄人物，應受崇拜的。然而梅瑟並未受到如此待遇，主因還是以民敬拜唯一真神--耶和華（雅威）。梅瑟同他們一樣就是人，所以當以民在曠野中流浪，沒有食物吃時就向梅瑟抱怨，沒有肉吃一樣抱怨，沒水沒東西都把矛指向梅瑟（摩西）。
以民對於梅瑟（摩西）的抱怨不只是這些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對於埃及生活、文化等的眷戀，更是在曠野生活中表露無遺，梅瑟上山和天主（上帝）對話，甚至天主（上帝）親自頒發十誡在石版上讓梅瑟帶下山來，以民卻早就忍耐不住而要求梅瑟的兄長大司祭亞郎讓他們塑造金牛，以民更是用此來沉溺在過往在埃及的崇拜偶像生活。所以當梅瑟攜帶石版下山時看到以民如此荒唐，氣得將石版摔碎，耶和華（雅威）更是早已發怒而要滅絕，以民這場「背叛之亂」，讓梅瑟領導的出離埃及運動幾乎完全被顛覆，在信仰之路更是違背救他們脫離埃及人壓迫他們的天主（上帝）。
梅瑟（摩西）最後還是為以民向天主（上帝）求情，結果就是發怒的天主（上帝）讓以民繼續在曠野流浪四十年，無法順利進入流奶流蜜之地。整個「背叛之亂」在梅瑟二度上山和天主（上帝）溝通之後，再度帶下十誡石版，與天主（上帝）的盟約與法律的約定成型，梅瑟（摩西）在《申命記》中和以民重申天主（上帝）對以民的律法，這是舊約的建立，也是以民在曠野建制的開始。梅瑟（摩西）做為先知的角色更加穩固。先知就是士萊馬赫所言的「對神的絕對信賴感」的人。
所以從士萊馬赫的「意識」做為分析平台，最適合的人應是梅瑟（摩西）而不是耶穌基督。同樣從梅瑟（摩西）的一生中所顯示出來的歷史與過程，讓以民脫離奴隸獲得自由，進而建立制度與家國模式，梅瑟（摩西）的善與惡也表現在他的喜怒哀樂之上，因為天主（上帝）是看不到的（梅瑟見主是披上頭帕的），先知就是神與人之間的溝通橋梁，梅瑟（摩西）與天主（上帝）交談，將天主（上帝）的旨意傳達給以民，他與天主（上帝）的關係正是絕對的依賴感。梅瑟（摩西）不是神而是人，有他光明意識/同樣有黑暗意識。以民的出離/流亡/建立地上國度，依著天主（上帝）的旨意來規範以民。士萊馬赫的主觀、價值中立等正好都可以用在梅瑟身上而得到印證。
梅瑟（摩西）對猶太社群與今日以色列來說可以說是關鍵人物，但是卻和華人社會發展不一樣，王教授提到大陸基督思想史家劉小楓主要論點其一就是：「將世俗權威神聖化、將歷史上的政客偶像化、將世俗政權神秘化，不只西方有，東方也有，不僅過去有，現在還有。」其二則是「在華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中，從未真正意義上有過上帝，無論稱其為天、道或理，對於華人社會而言，『誰是上帝』是一個缺失的問題，因此『替天行道』都是將個人偶像化或神化。」顯然，從一開始華人文化中有「作之君，作之師」的周文王之外，並未發展出和希伯來民族一神論，自然不會出現梅瑟（摩西）人物，但是孔子的理想「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卻在儒家系統中傳給弟子與世人。
王文中評論至於新儒家劉述先（1934-2016）所提到「華人社會傳統無論主張性善、性惡、善惡混合、無善惡，都對過度的惡採取了近乎自然主義的觀點。」在傳統華人社會中，「老天有眼」後來佛家的輪迴報應，善惡終有報應。王教授認為這是一種過度樂觀的自然主義，也高估了人回歸正道的可能性。不過，聖經中的「浪子回頭」在原罪與世俗犯罪的架構下，浪子回家向父親認罪，同樣地也在面對自己的罪過。這是神本主義使然而非自然主義使然嘍？儒家確信「天道」自然會還人一個公道，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用此來指儒家並未幫華人社會提供「幽暗意識」，因著這樣的缺乏而讓華人社會千年來開不出民主憲政。沒有天道就沒有根本價值，沒有根本價值，所謂的「幽暗意識」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的。就像神本架構中沒有神，同樣也開不出任何事務或制度的。
對於儒家，國內神學家林鴻信與王教授認為「儒家的一種根本預設，亦即『本性與本心為善』，此一論述並無實證基礎，純屬想像，居然也能綿延數千年。」顯然對於儒家誤會大了，首先本心本性為善，孟子得最清楚：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此時心動不動？若是不動就是麻木不仁，若是不忍，是否就會伸手救援。請問兩位這個論述不是實證嗎？
其次，禪宗六祖慧能在聽到兩位和尚爭論是風動還是幡動時，出面說出是「仁者心動」，請問兩位你們也會從實證中去論究竟是風動還是幡動，忘了除了物理世界的對應中，人還有心理與心靈的體證，這些可能比物理實證更具智慧，更有價值，兩位卻視之沒有實證基礎，純屬想像。
再者，儒家的價值與為何存在於中國和華人社會幾千年，真的只是立基在這個預設而成就的嗎？兩位顯然採用的是「過度簡單化」了，除了本質因素之外，還有歷史因素與環境因素，兩位將華人受困幾千年於「本心本性為善」而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忘了儒家從這個基礎發展出來實踐系統，從成人成為君子，進而成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大丈夫，這是主體證成與實踐，請問這就是兩位所說的沒有解決問題方案，是儒者自家的想像嗎？
談到幽暗意識這個議題，王教授認為儒家沒有深刻了解，所以陳義過高。不像士萊馬赫強調人的自我意識，而耶穌並非神。以人而在其內有著對主絕對依賴感，祂還將這種能力注入信徒內，這樣的救贖工程，天主是唯一的。但是並沒有聖子與聖神，因此士萊馬赫的基督宗教論並非三位一體。同時耶穌也只是一神之間的中介，救贖由祂而開啟，但是卻無法解釋耶穌的復活真正意涵。耶穌強調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透過耶穌的聖死赦免了我們的罪，讓我們可以永生。士萊馬赫只有神， 接著耶穌是人和我們一樣，人有喜怒哀樂，性善性惡，因此，若是從人的觀點來論與神的關係，那麼人性本善或本惡的根源又是由何而來？若是從耶穌來，耶穌是人而非神，祂的本性又是源出於何處呢？
士萊馬赫固然可以從意識中開啟了人與人，人與神的對話模式，但是士萊馬赫 並沒有解釋清楚人性的本源，也未交代意識的根源。光是談對神的絕對依賴感，人與人說理、行禮成就出來的教義，顯然都是主觀的對談，能否成為真理道路與生命呢？士萊馬赫並沒有圓滿的答案。
問題是基督宗教的核心是耶穌基督，基督從天使聖母瑪利亞報喜那一剎那，救贖工程就開始啟動，耶穌的成長與在加納初顯神蹟（婚宴上將水變為美酒），到為民眾治病、驅魔、宣講福音，真福八端就是耶穌基督的天國宣言，祂所要建立的不是地下的王國，而是天上之國。
對於長期以來接受梅瑟（摩西）律法的以民來說，梅瑟（摩西）五書與十誡的規範早就行之有年，根深柢固。然而，這並非救贖之路。耶穌降生於世，是要為人類的罪債(從原罪、到世俗的犯罪，可以被稱為幽暗意識)做救贖，所以在耶穌被門徒猶達斯（猶大）負賣而被送到公議會受審，進而被送到羅馬總督比拉多那兒受審，耶穌無罪卻被有權有勢的猶太人集體出賣祂（們的主張就是犧牲一人而救全以色列，有可不可），他們選擇了釋放大盜巴拉巴，讓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成了贖世的無罪羔羊。耶穌死了被埋葬，但是祂曾預言第三天祂將復活。集體出賣耶穌的權勢以民還要防範耶穌復活的可能性出現，要求總督派兵看守墳墓。卻未曾想到耶穌基督真的在第3天復活了！
復活的耶穌基督繼續向門徒們顯示祂已克服了死亡的威脅，堅定了失散門徒的信德，在第8天時進入門徒聚會的地方，向那位素以懷疑著稱的多默（多瑪斯）顯現，讓他獨摸身上的五傷，此時多默再也不敢再懷疑耶穌已復活的事實大 「我主，我天主」。耶穌對他說：「你是因為看到我才相信，至於那些沒有看到就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停留40天，讓門徒們確信耶穌生前所宣講的福音真的宣講。祂所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必然認識我父；現在你們已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天主與聖子的關係就是父在子內，子在父內，見到耶穌同時也見到了天主。而在耶穌升天之時聖神降臨在門徒之中，聖神在教會之中，教會在聖神之中，基督宗教的「三位一體」在此圓滿。所謂既內在又超越的概念在天主的救贖工程成為救恩中圓滿成就出來。
新教的另一位神學大師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就批評士萊馬赫：士萊馬赫固然還是有上帝，但視之外外在存在，巴特強調的上帝，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一切存在的基源和目標。士萊馬赫指耶穌不是神，也沒有道成肉身， 巴特則強調基督則是耶穌基督為上帝之道成肉身，他的神學以基督中心論為主。巴特晚年更是強調上帝的人性。上帝不再是高高在上。天主教梵二大公會議（1962-1965）曾邀請巴特與會，但因身體健康因素巴特沒有出席，若是他出席相信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極有可能產生更多共識與花火。
總之，若要以士萊馬赫所建構的神學架構來論析政治哲學，這個框架本身有問題，固然可以說明梅瑟（摩西）時代，但是對於耶穌基督的救恩與日後發展出來的教會、基督宗教就可能無法框架得住。至於幽暗意識的問題，梅瑟（摩西）的法律是舊約下的產物，新約的愛人律令則是基督宗教人性與脫離幽暗意識真正新路。目前正在戰火之下的同樣是基督宗教國家俄烏，對於自由與民主可能也會有著不同的說法吧！
最後，也是最新的觀察：王教授所提到的世俗權威的神聖化與政客偶像化現象：目前網路上網紅現象最容易聚與散，可是明星化可以，進而偶像崇拜就會打個問號，原因無他，網路上的起伏就像浪潮一般一波 一波，要想再起就需要有更大的動能和趨勢。最近當紅的刀郎現象就是一例，刀郎曾經紅過歌壇，可是在遭到現實打壓之下， 沉隱十年，十年磨一劍後，短短兩周就一曲引爆80億點閱與轉傳，勢不可擋，當然會有人崇拜刀郎，不過，此番刀郎現象中並未出現偶像崇拜，主因是刀郎的歌與曲就是普羅大眾琅琅上口、點到人心，接著要發展成了歌壇教主就會有現實條件的局限。過了這段風潮，刀郎現象就會復歸平靜。
政治權威或政客不像歌曲或歌者，這些人是實際操縱著政治權力，他/她們運用組織與宣傳，現在再加上網路就更具有侵略性，但是想要複製某一個政治人物或「某人流」現象，抱歉，這類的複製很少有成功的，原因在於民眾的口味「喜新厭舊」，老套路了無新意時，反而更易被淘伏出局。更可怕的是走了一個刀郎，另一個新人物很可能又會出現，造成另一波聲勢，也許無法像刀郎那麼嚇人的80億人次瀏覽，可是人物的新形勢就會吸引人的眼球而轉移大眾的眼光。喜新厭舊是不是「罪」呢？當集體的喜新厭舊現象出現時，是否就是集體惡的爆發呢？
＊作者為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