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在8月4日刊出〈王冠璽觀點：從華人社會的聖經神學議題初探政治哲學議題〉對於王教授在文末提出了「當前華人社會，可謂無一主體能夠實踐高品質的民主法治，此誠然與華人社會的政治哲學有巨大關係」，接著他又指出「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又指向神學問題；換言之，基督教神學，乃至於聖經神學，實在是華人社會必須立即重視，並投入大量研究的領域。」王教授的邏輯是華人社會缺乏主體，也就是缺乏「上帝」這樣個主體，因此開不出高品質的民主法治。
對於這個大哉問，王教授的進一步提出了7大解析與議題（請參考王文）：
1. 世俗權威的神聖化和政客的偶像化：
2. 缺乏真正的上帝觀念：
3. 民主憲政的困境：
4. 東西方哲學對話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5. 人性觀的探討與社會發展：
6. 文化融合與身分認同：
7. 價值中立與道德相對主義的衝突：
我們不反對東西方對話，這是文化、思想與價值等交流，對於國際化與本土化都有助益。然而，王教授是以聖經神學框架做為交流的核心，相對地在東方哲學部分則以儒家思想為對話對象，基本上這樣的框架下的對話，不是開放性的對談，針對性與主觀性會影響彼此對話度內容，需要更客觀與開放才有可能觸動彼此更深更有意義的交流。
其實，中西交流在歷史上從漢唐宋元就有，明朝時泰西傳教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後，更是直接與相互生活與對話，不過政治上的問題影響到後續的交流，到了清朝中西交流變成利益上的開發，中國淪為殖民地處境。中西該如何相互對待與對話成了敏感與尖銳的議題。
至於「中體西用」並非原創的民族心理模型，而是現實與過往「中國優先」與「西洋優先」辯證過程下的產物，就像「體用說」就是從中國與佛教思想辯證下的折衷說法。對比日本明治維新，這種掙扎同樣也出現在大和民族，不過以現實來檢視，晚清的「中體西用」顯然是失敗的（八國聯軍中，日本也成了帝國主義聯軍一員）。這個失敗帶來的是中國的百年「次殖民地」的屈辱。1911年孫中山先生帶領的國民革命運動，儘管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但是在文化與社會的心態中還是停留在成王敗寇的天朝架構，（袁世稱帝就是這個架構的復辟）1919年五四運動才算打破了這個醬缸，只是文化的論辯並未改變政治事實。
「全盤西化」派與「國故派」雖然達到了啟蒙效應，但是並未普及到全國，廣大的中國還是只有少數菁英創造了風起雲湧之勢，但是普羅大眾還在矇懂階段。一直到教育普及，這個情況才稍有改變，只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馬克斯、列寧及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先後在中國大陸實驗的結果，百年下來，威權架構並未因此而全盤去除掉，兩岸對於中華文化卻有著各自不同深度的破壞。（中共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時破四舊立四新，幾乎是全面消滅中華文化的根， 在台灣這邊民進黨的台獨思維意識型態化地「去中國化」同樣也在剷除中華文化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