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敘事方式流傳的人類經驗，或是故事，必然帶有真實再現的成分。涉及判斷人類狀況的再現，不可能割捨過去連貫的經驗。也因此，對人類集體經驗的回溯，既然以敘事為載體，就必然對於真實再現有所要求，以作為判斷的基礎。要言之，判斷力源於真實，這使得歷史脫離單純的故事範疇，成為特定再現標準下的敘事。
歷史著作之用，在於提升讀者對於所處人間存在條件的判斷力。除了嚴格立基於事實的敘事成分之外，往往還需參照人物的行動，給予一貫性的詮釋，並以後見之明，採取全知角度，來評估這些作為的成敗。故事主人翁所面對的不確定性，來自於他所不能掌握的自然與社會環境。這一切構成了其命運與其作為之間的往復辯證。在這存在境況當中，欲提升人性的堅韌品質，所仰賴的即是在命運轉換關頭，即刻決策的判斷力。因此，歷史敘述需要同時包含人與時代兩方面，並且要能促使讀者適當詰問自身在面對不可知的偶然性時，如何以整體人格（integrity）的眼光，看透時代，來表現其品德（virtue）。
本書出於對人與時代的關心，不採取當前學術寫作的體例，而模仿羅馬歷史學者普魯塔克（Plutarch）所著《希臘羅馬名人傳》（Vitae parallelae）的雙人合傳對比模式，以便於使用最少的篇幅，呈現環繞著早期臺灣歷史（16世紀晚期至18世紀初期），引動、發揮或受制於巨大影響力的人或人們，在時代變化關頭的決策。除第一章、第二章與第五章外，本書大致按照年代順序，每一章節通常並列兩個人物或人群，以對比的方式，來描述世界範圍內，與各章主角人物、人群交織的歷史結構，以及他們在歷史洪流當中，做出（當時已知或未認知的）重大決定的可能理由，及其實際作為（或不作為）所導致的可知或當時尚不可知的後續效應（consequences）。
在各章節的敘述中，將以對象人物所面對的時代難題為核心，講述多面向的歷史發展如何導致該人物在歷史中，站上了必須做出回應的位置。本書與《希臘羅馬名人傳》不同之處在於，本書擇定作為「合傳」的對象，並非如普魯塔克由希臘、羅馬時代各取1名，而是以大約40年為1世代，探討16世紀晚期以來，幾個前後世代範圍之內，因循相當不同的發展路徑，而對臺灣歷史與東亞海域歷史發生重要影響（或遭受重大衝擊）的人物。本書雖然也探討歷史人物本身的經歷，但不以傳記為目標，而是僅僅擇定他們與同時代臺灣以及東亞海域歷史重要發展緊密交織的那個側面，加以描繪。藉由人物與事例間相互對比參照的的寫作方式，刻劃出17世紀的快速變化，以及局勢轉變的衝擊與個人對應方式既可能正打歪著、也可能歪打正著的弔詭情形。
在這當中，推動歷史變化的結構性力量，與個人貫徹自身意志所謀劃的行動，影響局勢變遷的比例亦可能有強弱互見、主客易位的情況。藉由描寫人物或人群行動的交織後果，從而襯托出影響臺灣發展的各色結構性力量，對於提升當前臺灣島民對其在世界上地位的自我認知，特別具有價值。因此，本書也將刻意凸顯17世紀前後全球化的歷史特徵。我並未如普魯塔克一般，具有強烈推崇某些歷史人物作為生命典範、刻劃道德英雄的意圖。本書更多著重在探討書中人物與人群所擔負的生命重量。這樣的書寫當然隱含著一個前提：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對自我與影響所及的他人在現世的地位負有責任。如果本書的敘事具備任何道德前提，則在此已正告讀者。關於這些歷史的結構性力量，為何與這個道德基本前提相關，我於最後一章結論之處，將有所探討，就請讀者詳讀到最後。
雖然我對於普魯塔克的理解、對於西洋古典時代的認知，頗為淺薄，但在此仍須為那些不熟悉此一敘事傳統的讀者們，稍做解釋。我挑選此一寫作體例的原因，並非標新立異、刻意炫學。實在是當代臺灣人所熟悉之關於人與時代的敘事寫作，比較接近班、馬以降的中國官方修史敘事體例，但事實上普魯塔克以降乃至莎士比亞戲劇的西方敘事傳統，才真正更符合今日臺灣人的需要。中國官方史書的敘事體例，多以朝代興衰為不言明的前提，並以人物的倫理義務為中心，而不以人物對人類整體歷史演變產生的影響多寡，作為衡量其所占敘事比例的標準。而這些史書所灌輸的評價體系，當然以三綱五常為其基準。此類歷史敘事既常用於教忠教孝，對於歷史結構與動力的感知，便常欠缺考慮。倘若我們因循中國古代的敘事套路，不免容易發生自我蒙蔽的狀況。我們可以說，這樣的敘事傳統是一種統治技術，用以維持傳統性的統治階序，兼之塑造了人們的生命情調。倘若我選擇承繼此一書寫傳統，雖能滿足某些讀者對風流人物的浪漫嚮往，卻妨礙了本書最大目的──即貢獻於讀者，培養根據真實做出決定的「判斷力」。基於上述理念，我懇請那些難以接受歷史是人類活動不斷交織演進造就的集體創作物這樣觀念的讀者，不要閱讀此書。
本書取材多出自我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兼有少數個人尚未發表的研究心得。由於本書設定的讀者群並不限於學界，故在細節之處將不細論，也不做考據上的確論。本書目標在以簡短精確的描述來幫助讀者掌握大要。對於學界專業的研究者，本書必有許多不足之處，也祈願未來有修正、補足的機會。
如前所說，本書撰寫形式受到《希臘羅馬名人傳》的啟發，因此既非敘述人物生平本末，也非將事件完全編年排列，而是夾敘夾議，以人物為主軸，其決斷為核心，藉此探討臺灣歷史發端時期的一連串重要事件，以及在此時代背後推動、不因人之意志而轉移的種種結構性力量。期望這樣的書寫方式，可幫助島上讀者既進入歷史現場，同時又保持抽離，冷靜觀看整幅圖景，並以歷史積累的後果與發端來看待它，並且最終能進一步聯想、思索與自身相關的現實狀況。這種關連性的思考可以用德國哲學家伽達瑪（Hans-Georg Gadamer）的一段話來總結：
真實說來，歷史問題不是〔被〕當成一個科學性知識的問題，而是〔被〕當作自身的生命意識問題而受人關切。……我們人的生命是處在我們興起、繁盛及衰退的命運當中。……我們正是在這樣的命運起伏當中，尋找我們存有之意義。將我們扯入其中之時間的力量，在我們心中喚起一股企圖支配時間之力量的意識，要透過時間去形塑（gestalten/mould, shape）我們的命運。在自身的有限性當中，我們追問著意義，這才是歷史性的問題。
本書意欲達成的一大目標，即是協助讀者在生命的有限性中，追索命運的意義問題。
＊作者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島嶼歷史超展開：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人們與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