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以往或現在，審查制度都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
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他馬上查封資產階級的報章。他說：「要容忍這些報章，倒不如不做社會主義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占領的東德，當局發覺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府機關去審查東德人民的言論著作，因此必須倉促成立一個審查部門。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1949年1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文管會的推動下，這個審查政策變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審查制度
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包括書籍和期刊）、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文管會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學習的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共產黨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觀察：
在藝術方面，文化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禁止了57齣屬於傳統劇目的演出。有23齣是迷信的；14齣是淫蕩的；4齣貶低國家尊嚴因為過分突出外敵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齣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齣擁護封建吃人禮教；7齣「極之乏味」或缺乏明確的劇情。
到了1949年中，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幾個月，北平軍管會宣稱占領工作極為成功。隨後審查情況持續不減，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出版和傳媒界幾乎鏟除了非共產黨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等敏感議題。在北京市新聞出版處，審查員極為仔細地檢查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書籍，決定書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只要是擁護新政權的作品，就很容易獲得通過。1953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民族出版社成立並印製宣揚民族和諧團結的書籍。稍後用來慶祝建國十週年的民族文化宮，其建造也是用來表達同樣的主題。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樣，它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在1950年代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失職，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又如第二章討論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和作者不論願意與否，後來都被捲入共黨領導層關於社會主義路線的內訌裡，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
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共產國家，禁止持異見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資訊流通，北韓和越南也這樣做。但經常被忽視的是很多非共產國家的新聞自由也受到攻擊。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西方式的自由報刊確實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緊緊監視。在這些國家，一隊隊審查員像例行公事般刪除批評當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聞學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權這兩事巧妙地結合起來，便能確保傳媒持續受到控制。」但中國與別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
宣傳
宣傳工作與中共鞏固權力的行動，是步伐一致的。宣傳的效力在於它的基本策略：鼓吹特定目標，說話半真半假，將複雜事情簡化，以及利用群眾的情緒。社會學家以祿還加入另一策略：重複又重複。以祿表示，宣傳「靠的是緩慢而持續的灌輸。只有透過不斷重複，才能產生不知不覺的影響力，對群眾灌輸信念並令他們順從」。
所有政府都做宣傳，而且是大量的宣傳。威權政府與民主政府的最大分別是前者在封閉的環境中製造宣傳，從上而下並且專橫地強加在人民身上。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複雜。中文「宣傳」一詞不盡是負面的含義。此「宣傳」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強硬式思想灌輸或玩弄政策。在中國，宣傳有時可以解作正面傳授某些觀點給它的宣傳對象。這種比較正面的含義令中共的宣傳變得更複雜，影響更深遠。它暗示宣傳不單傳遞首長想要發出的資訊，而且動機是良好的。
中國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一樣善於宣傳，毛澤東更是宣傳高手。之前說過，他早在1927年已察覺到口號和漫畫可以對農民產生廣泛影響。這種先見之明導致延安時期就已經制定出一套具體的政策，下令藝術家，特別是魯迅藝術學院訓練出來的人，要創作有社會主義內容的新秧歌劇並改造新年畫，作為宣傳武器，攻擊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這些新的藝術形式大量取材自中國的民間傳統，家喻戶曉並深受民眾喜愛，是非常有效的宣傳工具。1950年代文化館人員採用秧歌和漫畫來宣傳，顯然是跟隨這流傳下來的做法。
在反一貫道的運動中，我們見到的是另一種宣傳方式。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來挑起人民對官方視為邪教組織的敵意。在這場反教派運動中，官媒、公審、電影和展覽全都用上了。其中以公審最引人注目。公審與1930年代蘇聯史達林政府的公審相似，民間教派尤其是一貫道首領的公審，被安排在群情洶湧且富戲劇成分的場合演出，以吸引更多觀眾。公審的目的不單將被告的罪行示眾，更將他背後的邪惡組織的本質公開。最轟動的莫過於兒子譴責父親加入邪教組織的公審。這樣的公開審判混合懸疑和娛樂成分，增加公眾的關注（因而產生最大影響力）。再者，這類審訊都被說成是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因而裁決變得十分有力。最重要的是，控方是年輕人，他大義滅親、年少無畏及決心挑戰社會黑暗勢力的表現，象徵社會主義新一代明白貢獻國家的大道理。中共黨國聲稱執政是為人民服務，這些宣傳工具有助它爭取群眾的支持。群眾動員令參與者義憤填膺，成為國家理念的熱心支持者。
新聞傳播是中共最有力的宣傳工具，因為它能接觸到最廣泛的讀者和觀眾。《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是在當時媒體中最為人熟知的武器。在這個電子通訊的時代，中央領導人繼續重視新聞媒介的宣傳。2016年2月19日早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馬不停蹄地到訪——官方稱之為「調研」——三家國營新聞機構：《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為表現歡迎習近平來訪，央視在禮堂的大螢幕打出「央視姓黨、絕對忠誠、請您檢閱」的字句。在所到之處，習近平以堅定的語氣，告訴簇擁和崇拜著他的傳媒工作者：
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和使命是：高舉旗幟、引領導向，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團結人民、鼓舞士氣，成風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謬誤、明辨是非，聯接中外、溝通世界。
在央視總部，習近平甚至跟央視駐北美華盛頓的分台負責人舉行視訊會議，他告訴工作人員：「我看到你們這是國際化的團隊。希望你們能夠客觀、真實、全面的介紹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要講好中國故事，也要傳播中國文化。搭建我們與所在地區的這種友好的橋梁。」習近平的講話堅持要國內外的員工負起兩個互相矛盾的責任：一方面要客觀真實地報導國內外事情；另一方面要宣傳和推廣中共的理念。顯然，在中共領導人的心目中，若「要講好中國故事」，就不能隨便或任意地講，一定要跟著中共的劇本演出。習近平的到訪顯示了他看到的緊急情況：在國家經濟發展正在放緩和社會不公日益擴大的時候，非要用官方媒體去描繪美好的中國前景不可。
中國的宣傳工作自2000年代早期起已推展至全球。官方資助的孔子學院（隸屬教育部）始創於2004年，在外國的教育機構教授中文、歷史和文化科目，在全球展現中國共產黨的「軟實力」（soft power，借用政治學家奈伊〔Joseph Nye〕的用語）。時至今日，孔子學院的分校可在世界多個地方見到，讓北京領導人借用這個看似別無機心的文化交流，推動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願意與世界各國和諧合作發展的形象。不過，一些外國教育家已開始質疑孔子學院是個宣傳機關。事實上，共產黨高層領導李長春（1944-）在2014年也承認孔子學院是「中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諷刺的是，孔子這位公元前六世紀的哲人，在毛澤東時代被批鬥為封建王朝、儒家社會的支柱，而今卻又有以他命名的文化機構及天安門豎立的巨型銅像在表揚他。
習近平2013年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現今官方英文名稱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也可視作另一個全球文化宣傳活動，用以提升中國作為友好睦鄰的大國崛起形象。中國政府積極把這個倡議，宣傳為通往西方的經濟走廊。它提議多建港口、公路和跨境公共設施（如鐵路），如此既能使中國的經濟富裕起來，也使它在中亞、中東、歐洲和非洲的六十多個貿易夥伴受惠。這樣一個極具野心的倡議令很多人提出質疑：首先，中國是否有能力籌集所需的八萬億美元基金去達致成果。第二，中國需要與眾多國家建立穩定的合作關係，然而這些國家之間很多都有政治爭端，各有矛盾，故很難達到目標。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懷疑中國這個計畫背後的真正動機。中國是否真的尋求互惠，還是要加重合作夥伴對北京的經濟依賴，因而增強北京的地緣戰略位置？更有人質疑，若與一個有長期侵犯人權紀錄的政府合作，那麼這些與它合作的國家是否也該負道德上的責任。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榮休）。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