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但代價是什麼？對於同志來說有何不同？情慾試探與身體界線又該如何拿捏？DW訪問王丹性騷疑案的2名指控者及多名專家，試圖深入理解性少數族群的MeToo困境。
（德國之聲中文網）今年初夏，台灣爆發規模空前的MeToo運動，涉及政黨、傳媒、藝文多界。這波運動中，大部分為異性之間的性暴力控訴，被指控者幾乎清一色為生理男性；指控者多為生理女性，少數則為男性。
儘管同性之間的MeToo控訴並非這次運動的「主流」聲音，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在現實社會中較少遭遇性暴力。
台灣勵馨基金會長期致力於救助性暴力受害者，根據該基金會2019年的調查，有42%的台灣LGBTQ+受訪者表示自己曾經或正在遭受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這些人當中更有將近一半自述是受性暴力（sexual violence）。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性暴力是指透過暴力或脅迫等手段，企圖強迫他人跟自身發生任何形式的性關係、性騷擾、性侵害等。
台灣在2019年通過同性婚姻專法，創亞洲先例，以性別及同志友善的進步形象為國際所知；縱使如此，當同志要說出MeToo，仍可能面臨多重的心理掙扎與社會束縛。
出面即出櫃
中國知名民運人士王丹遭台灣男子李元鈞指控「強制性交未遂」，是首宗受輿論高度關注的男男疑似性騷擾事件。李元鈞告訴DW，早在2020年他就曾考慮公開此事，但當時身心狀態不穩，也擔心雙方公開出櫃，不友善的網路輿論環境令性取向成為焦點。
隱忍多年後終於說出口，李元鈞坦言，最大衝擊之一莫過於必須向家人出櫃，還有自己與王丹的名字或將從此「永遠綁在一起」。他過往的擔憂也成真——除了在社群網路遭到謾罵，也收到大量不明來源私訊，當中不乏針對性傾向與性別氣質的人身攻擊。
據李元鈞提供的截圖，這些可疑帳號的訊息寫道：「要不要拉你進gay群玩玩？」、「你還是不是個男的呀？」、「娘炮，王丹怎麼可能看上你」、「想知道你家人看到你這樣什麼態度」...滿是歧視言語。
另一名指控王丹9年前對他灌酒，並在意識不清情況下對他「乘機性交」的Ｋ（化名）也指，不願公開出面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還沒準備好公開出櫃——無論作為一名男同志，還是作為一名受害者。
「我不可能讓家人知道，我就是在一般的企業上班，雖然以前也有參與一些社會議題的倡議，但是現在就是在一個很一般的民間企業上班，我真的沒辦法。公開這個事情也讓我壓力很大。」
在台灣MeToo運動爆發後，K的身心狀態陷入低谷。仍在接受心理諮商的他指，自己還沒有自信能承受撲面而來的人身攻擊，也沒有辦法如李元鈞一樣，「接下來這輩子就要跟王丹這個人都連在一起。」
「那是一個壓力很大的過程，我這樣說了，等於在揭露他的隱私。...所以我該不該做這件事情（指控王丹）對我來說就是另外一個壓力，因為我（之前）也是一個沒有出櫃的同志，雖然我現在（站出來等於）已經出櫃了。」李元鈞向DW說道。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長期關注同志權益，該協會秘書長杜思誠與副秘書長彭治鏐向DW表示，由於說出口的代價「太高」，許多同志寧可選擇沈默。
台灣「荷光成人性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郝柏瑋向DW補充道，部分同志更會擔心說出自己的MeToo故事可能加深「男同志很亂」的刻板印象，或者因此必須與原本的同志社群割裂，只好「以大局為重」，隱忍痛苦。
情慾試探與身體界線
相較於異性，同性之間的身體界線本就更為模糊、更少被討論，而男同志性文化常強調情慾探索，性接觸或肢體接觸常被視為很自然的舉動，這些都使得男同志的情慾試探與人我界線很難劃出明確界線。
但事實上，男同志社群的異質性高，所處世代或社群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性文化，每個人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樣。以年長的世代為例，他們生長於性向壓抑的華人傳統社會之下，更是常常只能透過身體觸摸，在檯面之下曖昧隱晦地辨識性向、摸索慾望。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秘書長杜思誠向DW表示，對於一些在被社會高度邊緣化、污名化環境下長大的男同志來說，「要能夠誠實地或是很正向地去展現、談論關於你的性慾望這件事，本身不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連帶地也缺乏抒發情慾的管道，「用的方式也許是透過身體的觸摸，去表達、去試探情慾」。
如此不能言說、不能被看見的男同志文化脈絡，或許也成為可以理解王丹性騷疑案的不同面向。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副秘書長彭治鏐補充道，不少男同志曾有被家人乃至社會否定的成長經驗，「覺得自己不會有人愛」的創傷常令他們更渴望被肯定，「被別人慾望這件事，不管是透過眼神、言語或者肢體碰觸，某種程度也代表『我是有價值的、我是被喜歡的』」。
「你仔細去看會發現，這跟他也許成長經驗中那個沒有被好好欣賞、沒有被好好的肯定，甚至可能自我價值評價比較低的這些，是連在一起的。」彭治鏐說。
然而，他們如何在壓抑中尋求解放，試探中摸索情愛？這些似乎都未曾被好好地討論、教導。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指出，男同志如何拿捏試探界線幾乎不可能從學校教育——尤其是以異性戀為框架的教育——中學到，這也導致不少男同志難以把性暴力與自身連結在一起——無論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
杜思誠舉例，他曾向多位男同志詢問對性侵害看法，「問大家說有沒有被性侵的經驗，沒有人舉手。可是問大家說，你有沒有被硬上或是被強迫發生性行為經驗？蠻多人有。所以你就知道，對大家來說會覺得，性侵害好像直接聯想到是男對女，受害者以女性為主，並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可能發生在男生身上。理智上可能可以理解，但是並沒有把這個概念真的跟男同志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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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證之難
無論性別與性傾向，在說出性暴力經驗後，當事件進入司法程序，實務仍有其極限。在李元鈞提告王丹「強制性交未遂」後，台北地方檢察署立案進入司法調查程序，但至今似乎仍進展有限。
根據台灣官方統計數據，過去近4年性侵害通報總數近8萬宗，當中僅有不到3成進入司法調查程序，大部分都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最終起訴案件只有約7000宗。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蒐證，也都面臨相似困境。
心理師郝柏瑋指出，舉證困難是學界跟實務界一直在討論的問題。他指，法庭講求證據，其設計某種程度蘊含的意涵是：人類是理性人、一個可以陳述自己經驗的主體，但事實上「無論是心智障礙、或者是創傷、或是這一類性暴力對待的人，他沒有辦法。因為這件事就是一個不合理、非理性的事情，我要怎麼陳述這個對我來說非理性的經驗呢？其實是蠻難的。」
除了重述受創經驗困難，更可能遭遇二度傷害。許多他的個案感到最受傷的都是法庭質問環節：為何事隔多年才選擇揭露？你是「非完美受害者」是否自己「理虧」？這些都是常見的質疑。
這也是自認並非「完美受害者」的K，內心一部分的自我掙扎。他甚至一度因此陷入嚴重的自我懷疑，直到9年後的今天才緩緩說出自己的MeToo故事。
郝柏瑋從心理學角度解釋，這些問題背後成因複雜。人們常誤以為「事情發生，創傷就在那」，但其實創傷常是第二時間才發生。
他解釋，人在面對威脅時有4個典型反應，包含：戰、逃、凍結、討好。戰或逃都是遇到立即威脅時的反應，但當戰不贏又逃不掉時，尤其雙方處於某種關係，受害者就可能「凍結」。「有點像是我把自己靈魂抽離或是暫時我把感官封鎖，因為這樣子比較不痛苦——反正都要經過這一遭，我讓我的身體跟我切斷關係，至少保有活著這件事。」
但人無法永遠「凍結」，當處於長期關係、需與對方互動時，則可能出現「討好」反應——「我還是要活，所以我必須要某個程度去想出一種新的解方來去理解我們的關係，我不能只用這個加害、受害的感覺去跟他互動，因為這樣會每天都很痛苦，所以很多所謂的受害者，他們會發展出一種我們可能說是要合理化，但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存策略去解釋。」
「譬如有些人會說，其實這就是我的一種小犧牲，那是為了大局為重；或者其實我對他也是有欣賞的，所以某個程度我也同意吧；或者是他有不好的部分，但他（也）有很好的部分。他會用一些思想去圓，不然的話每天都很痛苦。」
此外，郝柏瑋指，K所說的記憶破碎情況在諮商經驗中其實不罕見。這常常並非是刻意忘記，而是身體自我保護機制的一種。當經驗過於痛苦或難以理解時，就會被解離開來，「大概留下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東西」。在MeToo運動開始後，有些受害者可能感到似曾相識，才因而觸發「第二時間」的創傷。
「你不孤單」的集體效應
心理師郝柏瑋形容，集體是一種鼓勵效應，看到別人描述經驗時，某種程度也召喚了你的經驗，「你會比較有勇氣，因為你知道它可以講」。但他強調，這只是一個鼓勵，不妨看作是一個邀請，「去看看你自己現在的身心，整體生活狀態能不能支撐你想講。如果不行的話，那就是每個人有他的時間。」
「我比較會覺得MeToo開始代表說：你可以開始說了，但你要什麼時候說是沒有關係，不會說這個月或是今年2023年才能說，是從今天開始的之後，這個社會應該會慢慢地願意接受有這樣的聲音，但是等你準備好再說。」
他指，許多受害者一方面希望藉由訴說平復創傷，一方面也希望「事情可以停在我這裡，那是多好的事...鼓勵的效果除了有群體不孤單之外，也有一個良善的部分，就是不希望下一個受害者再出現。」
這也與李元鈞的想望相似。他告訴DW，自己決定站出來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位受害者」。至於提告，自己要求的始終只是一個道歉。
「整個運動演變到後面，會變成我們一定要加害人社會性死亡嗎？但我覺得不需要做到這個程度。因為即便你真的做錯了，對，你是做錯了，可是如果你有道歉、你有反省、你有付出你相對應的代價跟作為的時候，那個比例原則應該要在。你應該要以嚴重程度（多少）去讓大家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去修復這個人跟這個人的關係。」
不擔心敗訴，更在意肯認與修復，「如果最後失敗，我也覺得其實無所謂。」
（本文與DW台北辦公室主任鄒宗翰、德籍駐台自由記者戴達衛 David Demes、台灣聯合線上《鳴人堂》特約編輯林冠瑜（林宜蘭）共同調查、採訪；與台灣聯合線上《轉角國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