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固然可以容忍土耳其的不服從（雖然相當沮喪），卻難以忽視中國的態度。新聞界發出警告說，「其他許多國家，尤其是歐洲的企業退出下，中國的投資者和商人現在填補了伊朗的真空」，特別是中國正在擴大它在伊朗能源產業的主導角色。華府的反應頗有絕望的意味。國務院警告中國，如果它想被「國際社會」（指的是美國及和華府意見契合的國家）接受，必須不「迴避清晰的國際責任」，意即遵守美國的命令。中國不可能會理睬。
美國現在也很關切中國的軍事威脅愈來愈增大。五角大廈最近有一份研究報告發出警告說，中國的軍事預算正在接近「五角大廈花在運作及執行伊拉克及阿富汗戰爭的經費之五分之一」，這當然只是美國整體軍事預算的一小部分。《紐約時報》也說，中國擴張軍事力量可能可以「否定美國軍艦在其外海國際海域作業的能力」。
沒錯，這裡說的是中國外海，並沒有說美國應該消除不讓中國軍艦進入加勒比海的軍事力量。中國不了解國際文明規則還有另一個實例：它反對先進的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參加在中國外海僅有數英里的海域海軍演習的計畫，因為它具有能力可以打到北京。
反之，西方了解美國如此作業全是為了保護「穩定」及它本身的安全。自由派刊物《新共和》表示關切「中國派了十艘軍艦通過日本沖繩島附近的國際海域」。這的確是挑釁行為，可是它不提另一個事實，華府不顧沖繩人民的激烈抗議，已經把沖繩轉化為一個主要軍事基地。根據我們擁有世界的標準理論，這卻不是挑釁行為。
除了根深柢固的帝國理論之外，中國的鄰國的確有理由擔心它的軍事和商業力量增長。
「廣大區域」理論雖然還存在，推行它的能力已經降低。美國國力的巔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它實際握有世界一半財富。但是其他工業經濟體逐漸從戰禍中復原，「去殖民化」也出現成績之下，美國國力自然下降。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國握有世界財富的比例已下降到約為百分之二十五，而工業世界出現三極：北美、歐洲和東亞（當時是以日本為首）。
一九七○年代美國經濟也出現激烈變化，走向金融化和產品出口。幾個不同因素匯合起來，產生財富激烈集中的惡性循環，主要集中在占全民百分之一的高端。大部分是企業執行長、避險基金經理人這類人士手中。這進而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因而又促成國家政策，如財政政策、公司治理規則、解除管制等等都要促進經濟集中。同時，選戰的成本飛騰，逼得政黨落入集中化資本的口袋：共和黨是本能反射性地投入；民主黨，現在已經形同過去的溫和派共和黨，也緊跟著後面不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