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全球霸主，華府也採取相同立場，明白表示美國不會提供援助給埃及，除非遵守弱者的標準規矩，也就是美國一再違反市場原則，祭出高關稅抵制埃及棉花，造成它短缺美元而積弱不振。
中東之所以會發生令艾森豪擔心的「仇美運動」，原因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它的基礎是知道美國及其盟國支持獨裁者，阻礙民主和發展。
我們也應該替亞當‧斯密說幾句公道話。他知道英國若是遵循今天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之健全的經濟學之原則，英國會發生什麼狀況。他提出警告，英國的製造業者、商人和投資人，若走向海外，他們可能獲利，但是英國將遭殃。但是他覺得他們將會受到偏向母國的指引，彷彿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英國可以免遭經濟理性的蹂躪。
我們很難看不到這句話，就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最著名的那句「看不見的手」。另一位著名的古典經濟學大師李嘉圖（David Ricardo）也得到類似的結論，希望所謂的「偏向母國」可以導致有錢人「滿足在本國較低的獲利率，不到外國追求更有利的運用他們的財富」。他又說，「我若是看到（這種感情）減弱，會很遺憾。」先不談他們的預測，古典經濟學家的直覺是對的。
伊朗和中國的「威脅」
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起義有時候被拿來和一九八九年東歐的巨變做比較，其實立論恐怕不太一樣。在一九八九年，東歐的民主起義獲得俄羅斯人容忍，也因吻合標準理論——它明白吻合經濟和戰略目標——得到西方國家支持，因此它是高尚的成就，受到各方尊敬；這一點和同時間發生在中美洲，「捍衛人民基本人權」的鬥爭不一樣。這句話出自遭到殺害的薩爾瓦多大主教之口，他是遭到由華府裝備及訓練的軍隊殺害的數十萬受害人之一。在那段恐怖年代裡，西方世界沒有一位戈巴契夫，今天也沒有。而西方國家今天仍然敵視阿拉伯世界的民主。
「廣大區域」理論繼續適用在當前的危機和對峙上。在西方決策圈和政治評論裡，伊朗威脅仍被認為對世界秩序構成最大危險，因此必須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焦點，歐洲也緊跟隨著美國的腳步。
多年前，以色列軍事歷史學家克里維德（Martin van Creveld）寫道：「全世界都目睹美國如何攻擊伊拉克，事後證明根本沒有理由。伊朗人若是不試圖建造核子武器，他們肯定是瘋了。」特別是他們持續受到會被攻擊的威脅，而且這種攻擊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
美國和歐洲聯手懲罰伊朗，因為伊朗會威脅到「穩定」。從技術上解讀，穩定的意思就是遵從美國的要求。但是我們若是知道他們有多麼孤立，會有助於我們了解真相；不結盟國家強烈支持伊朗，有權利提煉濃縮鈾。中東區域大國土耳其和南半球最受羡慕的國家巴西，聯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下反對票，反對美國提議的制裁案。他們的不服從招致激烈的批評，但是這也不是第一次。二○○三年，土耳其政府遵循百分之九十五的民意，拒絕參與攻打伊拉克，因此證明它掌握不住西方式的民主，就曾經遭到西方猛烈抨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