閭丘露薇的第一本小說《浮世薔薇》，純以小說而言，不能說沒有缺陷。但是這本小說，或說，這本融合了閭丘露薇對自身、對時代觀察的半自傳書寫，卻是一個重要的文本。既看得到當代真實的歷史，也看得到人物與故事的原礦脈，露出地表，閃閃發光。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浮世薔薇》寫了三代女性。當中不但有劇烈的時代變遷，更有三代人各自的移民、遷徙、婚姻與愛情經歷。當人在時間與空間中四處移動，從一種文化語境遷徙到另一種（甚至也包括在關係中的遷移），最易發生掩埋的作用。事過，境遷，人在新的環境裡長出新的適應力，這是生存的本能。但同時有些過去的緣由，那些「當時是怎麼想的」，那些「她為甚麼那樣做」，便被新生的枝葉永久覆蓋了在下層，或像麵包屑做成的路標，消失在森林的自然循環之中。
或許我們終將忘記一切。一座城市的身世，它的語言，它的記憶，它的巷弄樓盤，都有可能被覆寫。一個女人的行跡，她當初選擇甚麼、她再從甚麼逃離、她愛或沒愛過甚麼，也是那麼容易就被忘卻，甚至連說出口的機會都沒有。當代中國遺忘太快，記得太少，《浮世薔薇》把其中的一些留存了下來。
閭丘露薇所寫的這個「浮世」，核心是三代女性的故事。
第一代是出生在文革前上海的趙小姐，改革開放的年頭她曾在香港、深圳做生意，之後又回到上海。第二代是出生在上海，受過高等教育，但人生更長的時間住在香港、認同香港的若林。第三代是曉瑜，出生在美國，卻選擇在上海工作、生活，是上海眾多華裔外籍人口之一。這三位女性是外婆、母親、女兒的關係。但她們不是一個典型的、生活在一起、和樂融融的家庭。時代變動加上個人選擇，使她們分離，像被浪潮沖散。她們原本幾乎像是三條平行線，各自獨立延展。疫情這兩年發生的事，將她們牽連在一起。
這也是個多地的故事。有紐約、香港，其中當然有上海。更有二〇二二年受到侵略的烏克蘭。這是個全球化時代的故事，女性在全球網絡中移動。若林走得很遠，走到了戰火中的烏克蘭，思考了關於母親、女兒、愛情的許多事。有時確實是需要走得那麼遠，去看清楚近前的事。
浮世的難題之一是「愛」。就像張愛玲的《傾城之戀》，白流蘇與范柳原之間有百般的計量，那是由他們時代生活條件造就的愛的困難；但他們之間，也只消一場戰爭，便促成了「愛情」。《浮世薔薇》這三代女性各自的遭遇，各自的愛與不愛，也同樣受到她們時代的背景事件影響。二十世紀的文革、六四、改革開放，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崛起、香港民運、疫情、戰爭，影響了其中一些決定（包括愛情與親情）。
趙小姐看似算盤打得精，她給女兒做的安排，其實是安排她自己。面對這樣一位母親，若林有三十年時間與她斷絕關係。她從趙小姐版的「女人理想人生」強力出走——那奮力的掙脫，我想吾輩讀者大多會擊節讚賞。但當若林面對女兒，她和女兒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尤其是一位最初體會不到她對香港的愛、對公共事務關切的女兒？浮世之中，倘若有「愛」，並不是架空而絕對地發生，人終究是在柴米油鹽、在理想與認同、生活的安全感與危機感之間，感受著甚麼可愛，甚麼能愛。當她們各自在浮動世間奮力找著屬於自己的平衡，她們也能找到路徑，通往沒人教過她們的「愛」嗎？
這個「浮世」，也是「亂世」。即便在承平的時候，「亂世」也不曾遠離。趙小姐經歷過文革，若林經歷過六四。若林作為戰地記者，曾經奔赴的「戰地」，在這地球表面上從來都沒少過。而原本彷彿生來與動盪無涉，最無憂的曉瑜，終究疫情也侵入到她的生活裡。走過各自的浮世、各自不同的生命經驗，走進二十一世紀這個「亂世」，疫情、戰爭一舉影響了所有人。
亂世令我們失散。在《浮世薔薇》故事開始沒多久，若林便開始尋找趙小姐。亂世造就的規則紊亂，打亂原本應該要一直都在的秩序。聯絡不上的電話、沒人閱讀的短訊息。
但是亂世也令我們相遇。在失散之後，重新認識彼此的關係。像若林重新思考趙小姐的人生，曉瑜重新認識她的外婆與母親。一直幫助著她們的清鴻彷彿成為新家人。
其實，那看不見的亂數一直都在。在發生戰爭，落下炸彈的時候，人們要為自己的生命找掩護。但不落下炸彈的時候，這個世界其實也一直有著另一種空襲：價值觀的、性別角色的、時代限制的、自身的焦慮徬徨、周邊投射的眼光⋯⋯。人有時會把愛情、婚姻，甚至子女當成掩護，有時又發現，必須再次從那掩護逃出。
當若林去了烏克蘭，戰地中女性替彼此處理傷口，彷彿整個故事的隱喻。我們被時代所傷，有時也被彼此所傷，也互相療傷。昏暗的地下室，閃爍不定的光源。我們被拋擲到世界上來時，確實沒有配備隨身照明，都是摸索著去認識。例如若林長大的過程中，有一天忽然意識到自己被母親「利用」，多年之後又好像能理解母親了（女兒曉瑜的隔代洞察有幫助）。我們都是在無人能提供光源的情況下，出於自身的摸索，摸出了世界片斷的形狀。或許坑坑疤疤、粗糙不平整，但確實是我們所擁有的世界。
通俗戲劇經常暗示我們，家人是最親近、最能幫助彼此的。但在《浮世薔薇》中，三代女性經歷的時代差異太大，一開始並無法真正理解、遑論幫助彼此（特別是趙小姐與若林）。反而是在此之外，還存在另一種力量，是來自全球化時代陌生人之間的互助。若林在前線遇到各種女性，波蘭人、烏克蘭人、俄羅斯人、台灣記者、吉普賽女孩⋯⋯，她們都不同，但也都共同。例如說到香港時，人人都對香港心有共鳴，願意表達關心。說到要徵求一個志願者，若林舉手：「我想，因為香港護照免簽證，我有去過衝突地方的經驗，能開車，而且，我為自己買好了保險，所以，在所有應徵者中，我是最佳人選吧。」她人生積累至今的能力與獨立性，成了她為他人而做的準備。在那些陳舊的愛情故事中，人們常說，因為他這樣那樣，所以他是我的Mr. Right；或，因為我這樣那樣，所以我對他是特別的、我是值得的；但是在若林的故事中，所有人生偶然的條件，使得她可以去幫助一些陌生人。
當去過遠方、經歷過陌生人的悲喜劇，幾乎靠近生死界線，而後折返時，若林仿彿也受到了一次淘洗。人要失散之後才能重逢，遠行之後才能回家。若林回來的時候，趙小姐的時代已經過去。即使她沒有從趙小姐身上學到理想的母親角色，但一個新的、超越傳統格套的家庭，一些新的對愛的定義，似乎正在形成中。
閭丘露薇寫《浮世薔薇》的起點，或許是她與母親的關係、她自身的經歷。但《浮世薔薇》的終點，卻是閭丘露薇給自己也給未來世代的祝褔，祝褔可以活得更自由，更放開束縛去愛。即使是亂世。或者，正因爲是亂世。
＊作者為衛城出版總編輯。本文為《浮世薔薇》（閭丘露薇著／二０四六出版）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