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瑞稱，自己為紐西蘭華文媒體撰寫的批評文章曾在排版時被「小編」舉報撤下。 （圖/唐家婕 攝）
「我現在已經不想對這些事情生氣了。」他說，現在寫文章，為了能至少順利發表、為了顧全朋友的生意，「我就只能拐彎抹角地繼續寫。在一個世界上這麼自由的國家裡，竟然存在一個這麼言論不自由的媒體環境，你能相信嗎？」
不做喜鵲做烏鴉
《華頁》創刊的1991年，在杭州經營印刷廠的陳維健為了逃離六四後的清查，輾轉先赴香港，再來到紐西蘭。
陳維健想在這個自由的島國繼續新聞理想，1996年，他創辦了《新報》。
陳維健在紐西蘭是大陸移民辦報第一人，《新報》從創刊開始就不時受到領事館的關照。（圖/唐家婕 攝）
「因為是紐西蘭第一份大陸華人創辦的報紙，我們對中國大陸的政治了解，對華人移民生活又接地氣，影響力很快就擴大。」陳維健回憶，「但（創刊）沒幾個月，領事館就來干涉我們了，送來一份名單，點名哪些作者的文章不能發。我是民間報紙啊！你怎麼能來指導編輯作業？我不買帳，但當時的香港合夥人在大陸有生意，認為還是應該聽領事館的，我們有了分歧，最後他退出了報紙。」
陳維健與弟弟陳維明扛起了報紙的運作，中國領事館的手，繼續以軟、硬方式介入報紙的運營。
「當時奧克蘭總領事參贊，週末會拎著酒來聊天，給我們做思想工作：說中共現在比較開放啦，鼓勵我們回中國去看看，也希望我們在批評中國同時，多做一點正面的東西。」陳維健記得，在幾次酒酣耳熱之際，領事參贊對他們兄弟倆說「你看，我跟你們家庭背景相似，父親也是右派，但我們出發點都一樣：為了國家好，對吧？」
「我辦報的理念一是提倡民主、關注社區， 二是批判專制，三是宣揚中國文化。」陳維健的書房裡掛著一張當年報社的座右銘：「對國家的忠貞並不是做喜鵲，而是做烏鴉」。
2001年，法輪功學員的天安門自焚事件是《新報》與中領館關係的一次正面衝突。 「領事館寫信來，說我們刊登的天安門真相不是這麼回事，要求刊登一篇使館對自焚事件的闡釋。我回信說，我所觀察的、得到的信息跟你不一樣，我覺得應該讓國際社會進入執行公正的調查，你的文章我不登！」
因為報導法輪功自焚事件和中國官方口徑不一致，《新報》的廣告業務開始受到全面打壓 （圖/唐家婕 攝）
《新報》面臨的強硬打壓自此開始了。首先是經濟上的，陳維健說，幾週的時間內，他異常地掉了大量的廣告。他輾轉得知，領事館透過渠道，告誡廣告商、各華人社團，「不要在《新報》登廣告，登廣告就是反中國。」
壓倒《新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一場耗時10年的誹謗官司訴訟。
當時，陳維健注意到幾經神秘易手的另一份華人報紙紐西蘭《中文先驅報》，採編方向突然有了巨大的變化。 「六四（紀念日）時，他們刊了很多文章，說鎮壓對中華民族是一大功，才促成了20年的經濟穩定發展。我們撰文批評這份報紙受到中共控制，他們就以誹謗罪起訴我。」
官司耗時耗力，陳維健回顧，每次的開庭費要2000新幣，對方用了紐西蘭最好的律師行之一，《新報》到最後則是連律師也請不起，靠著兩兄弟自己翻譯、蒐集證據，最後輸了，法官賠償五萬新幣。 2011年，《新報》停刊。
記者多次聯繫《先驅報》的老闆王莉莉，她拒絕受訪。
沒有共產黨，沒有紐西蘭？
用英語聊了快一個小時，43歲維吾爾裔的沙烏丹·阿卜杜勒·加普爾 (Shawudan Abdul-Gopur) 忽然開始說普通話，開始談自己為什麼會放棄曾經珍視的新聞理想。
「有時候我會直接說自己是印度人。」沙烏丹的普通話流利、標準，幾乎毫無口音，但面對陌生人，他傾向不說，說了也不自在。切換語言以後，他突然在奧克蘭城裡的咖啡廳里左顧右盼，像是隨時要進入一種防備的姿態。
2009年，沙烏丹是新疆電視台的記者，他帶著攝影機跟著央視總台的轉播車在烏魯木齊採訪七五事件，「我在現場看得清清楚楚，維族人怎麼被像動物一樣地對待，（中共）怎麼用媒體塑造所謂『恐怖份子』的畫面。我當下就有個覺悟：趕緊離開。現在中國人的話說：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