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們在前文談到的，較早期的國家理論家會將國家監管機構與內部社會明確分開，而此時已經不同了，此時很難將國家與特定群體和利益區分開來，這是戰後社會的顯著特徵之一。這並不是說國家和社會早期實際上是作為獨立的實體分別運作，而是說國家理論和國際法制度開始堅持它們的基本統一了。足以支持重新分配和控制市場以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需要高度的義務感和團結，而不只是藉由法律權利的虛構將成員聯繫在一起。
鄂蘭也加入了法律專家的批評行列，他們擔心公民身分的社會化——或者試圖對公民身分的概念灌輸特定的社會意涵——會損及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主張公民身分者的特殊法律處境。不過，她堅持以法律身分為優先的觀點，還是讓她與戰後占優勢的實質道德與心理學分析背道而馳。在鄂蘭對這個話題的參與中，她一再堅持對一個人是如何因為沒有國籍而遭受痛苦的描述忽略了以下事實：國際秩序的正式結構會使得國籍成為最底線的要求——無論它是否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可以確立社會或經驗的後果。
我們必須說，鄂蘭對法律秩序的觀點並不是形式主義——例如，馬克斯‧韋伯或漢斯‧凱爾森所理解的現代法理性的基礎，就是與道德或政治等規範分開的。不過，她也抗拒更大幅度地轉向社會或是社會學的解釋（那是許多無國籍的相關政策和法律辯論的特徵）。鄂蘭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書中更新了亞里斯多德對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政治活動領域和家庭領域之間的區分；如同鄂蘭所主張的，行政國家的社會、經濟和科學需要，使得共享的多元政治世界被邊緣化了。認為國籍取決於個人更廣泛的社會紐帶和承諾的觀點，體現了鄂蘭著手診斷的歷史過程。她在芝加哥大學的同輩人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國家以社會福利的名義擴張。不過，鄂蘭出版這本書的時候，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對政治的殖民化是採取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與她長期以來對無國籍者的關注有關。國家與社會的糾纏，以及不可能把國家與特定群體和利益區分開來，成為戰後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鄂蘭提議由國際保障的公民權，這不必以最高國際法秩序的邏輯必要性為基礎。但是她對於現代世界中無國籍意味著什麼的敘述，也不必依賴這個經驗可能如何影響個人的分析。實際上，它是奠基於全球秩序結構的一般規則。鄂蘭指出她對全球安全的核心想像，就是必須確保每個人被分配到某個政治共同體的安全邊界內。
＊作者為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