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必要再次轉向鄂蘭——她在最初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的重磅出擊之後，在其後幾年間又有對無國籍的寫作。鄂蘭對無國籍法律架構的反思，進一步闡明了此一時期定義法律和政治方法的爭論性術語。她對無國籍主題的思考為我們觀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轉變提供了重要的洞見——先是強調問題的形式、結構、對國際法律秩序的意義等性質，後來則關注經驗和道德後果。
鄂蘭並沒有參與為難民和無國籍者提供保護的國際協商。不過她的確很注意這些協商的進行。當律師和外交官在協商無國籍公約的條款時，鄂蘭捍衛她最初的論點，認為缺乏正式的國家保護是當代世界的巨大危險之一。鄂蘭準備於一九五三年在普林斯頓大學進行一系列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講座，當時她有思考劃分不同的法律官僚式的類別來定義難民和無國籍者會有什麼問題。她告誡，不宜衝動地將難民和無國籍者區分開來，或是去定義兩者的法律官僚差異，因為這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在一個完全組織化的全球秩序中，兩者都很脆弱。
一個就技術面而言還保有法律連結的人和另一個在法律上已經沒有國籍的人，兩人之間有何區別不會比遭到驅逐的意義和後果更為重要。鄂蘭在一九五三年的演講中把無國籍描述為現代世界的狀態——未成為政治的一部分的狀態。雖然她對現代無國籍的描述是著眼於她那個時代的全球秩序的特殊情境，但是她的分析奠基於更深刻的、有關公民身分和公眾自由等固有價值的哲學主張。無國籍描述的是比其他法律類別更徹底的疏離和無家可歸的狀態。失去國籍會自動將一個人排除在政治領域之外。鄂蘭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的一則充滿智性的日記事中，將希臘的「apolitia」概念連結到比較新的「staatenlosigkeit」一詞。
有一段對沒有國籍的人會遭到什麼痛苦的描述忽略了重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已經被組織成有明確邊界的共同體，國籍成了一種底線要求——無論它是否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可以確立社會或經驗的後果。
鄂蘭以這些用語使公民身分的含義得以概念化，而她把注意力放在美國的公民身分如何賦予公民比之前更多的社會權利和保護，不過同時，剝奪國籍的聯邦權力也擴大了。到了一九五○年代早期，美國檢察官越來越常適用戰時立法，把被控以叛國罪或拋棄公民身分的人剝奪國籍，反共主義也促使人們越來越願意將涉嫌共產主義的人剝奪公民身分。鄂蘭將此一發展描述成對美國這個共和國的根本威脅，她一直保留著《紐約時報》的一則剪報（內容是關於聯合國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召開有關無國籍公約的籌畫會議），其中詳列了「懲罰性地剝奪公民身分」是如何變得越來越普遍。
鄂蘭在游牧般的學術生涯中，一直在反思剝奪國籍的意義，並焦慮地觀察美國和聯合國對這類問題的相關發展。鄂蘭在一九五五年任職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政治學客座教授，為了在該大學舉辦一場題目為無國籍相關問題的講座，她準備了一些筆記，並使用了一些美國剝奪國籍的案件，來重新檢視在這些案件的脈絡中針對「擁有權利之權利」的想法。她這時候主張，「任何國家——無論其法律多麼嚴厲——都沒有剝奪公民身分的權利」。她再次嘗試在國際現實中確立這個限制性原則。
這是從「沒有國際機構可以取代主權」這個事實中得出的唯一結論，因此「即使是最基本的人權，也要作為公民權利才能發揮作用」。鄂蘭認為剝奪公民身分「可以算作危害人類罪」。這時候，聯合國法律學者正對《世界人權宣言》不具有約束力感到失望，因此投入完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人權法案。不過，鄂蘭的回應是堅持留下一項相關權利就好。她提議有「一項受國際保障的公民權——無論這項公民權是什麼」，而不是「一個有無數人權的法案，但卻只有最高的文明才能享有」。
鄂蘭在一九五五年的演講簡潔有力地闡述了無國籍對個人和國際秩序的破壞性後果。這種論點在起草《無國籍公約》時沒有被傾聽，起草的律師和文官認為缺乏國籍所造成的心理和社會後果還很不明確。相較之下，鄂蘭則在演講中堅稱，成為無國籍者會失去與人類的聯繫，並失去他們的公民身分。她的演講提供了一個抽象的方案——由國際保障的公民權——作為國際社會的基本條件。此外，她的論點並不看無國籍對個人的特定後果。
鄂蘭遵循古典的共和主義路線，她認為有那些生活在法律外的人存在，會汙染周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就像是帝國的擴張會威脅到共和國的美德。因此，她的演講論證了為什麼沒有政治或法律身分的個人會威脅到民主國家的完整性。雖然她在一定程度上對古典的共和制公民理想在二十世紀的重新復興負有責任，但是在她對無國籍問題的反思中，又回到了更簡約的法律保護理想。鄂蘭力陳，即使在承諾公民之間真正社會平等的福利主義改革時代，公民身分的實質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成為政治成員的門檻條件依然至關重要。
鄂蘭對抽象公民權的堅持與戰後的普遍轉向背道而馳——戰後普遍轉向比較實質的公民身分定義（強調政治成員的社會性質，而不是形式的法律性質），並用這類論點為無國籍的邊緣化辯護。對包容做基本承諾的想法，使得鄂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間的轉向也有扞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轉向以社會和心理學解釋來評估國籍的意義。
如同我們在前文談到的，較早期的國家理論家會將國家監管機構與內部社會明確分開，而此時已經不同了，此時很難將國家與特定群體和利益區分開來，這是戰後社會的顯著特徵之一。這並不是說國家和社會早期實際上是作為獨立的實體分別運作，而是說國家理論和國際法制度開始堅持它們的基本統一了。足以支持重新分配和控制市場以促進社會平等的社會需要高度的義務感和團結，而不只是藉由法律權利的虛構將成員聯繫在一起。
鄂蘭也加入了法律專家的批評行列，他們擔心公民身分的社會化——或者試圖對公民身分的概念灌輸特定的社會意涵——會損及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主張公民身分者的特殊法律處境。不過，她堅持以法律身分為優先的觀點，還是讓她與戰後占優勢的實質道德與心理學分析背道而馳。在鄂蘭對這個話題的參與中，她一再堅持對一個人是如何因為沒有國籍而遭受痛苦的描述忽略了以下事實：國際秩序的正式結構會使得國籍成為最底線的要求——無論它是否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可以確立社會或經驗的後果。
我們必須說，鄂蘭對法律秩序的觀點並不是形式主義——例如，馬克斯‧韋伯或漢斯‧凱爾森所理解的現代法理性的基礎，就是與道德或政治等規範分開的。不過，她也抗拒更大幅度地轉向社會或是社會學的解釋（那是許多無國籍的相關政策和法律辯論的特徵）。鄂蘭在一九五八年出版了《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書中更新了亞里斯多德對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政治活動領域和家庭領域之間的區分；如同鄂蘭所主張的，行政國家的社會、經濟和科學需要，使得共享的多元政治世界被邊緣化了。認為國籍取決於個人更廣泛的社會紐帶和承諾的觀點，體現了鄂蘭著手診斷的歷史過程。她在芝加哥大學的同輩人長期以來一直批評國家以社會福利的名義擴張。不過，鄂蘭出版這本書的時候，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社會對政治的殖民化是採取一種特殊的形式，這種形式與她長期以來對無國籍者的關注有關。國家與社會的糾纏，以及不可能把國家與特定群體和利益區分開來，成為戰後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
鄂蘭提議由國際保障的公民權，這不必以最高國際法秩序的邏輯必要性為基礎。但是她對於現代世界中無國籍意味著什麼的敘述，也不必依賴這個經驗可能如何影響個人的分析。實際上，它是奠基於全球秩序結構的一般規則。鄂蘭指出她對全球安全的核心想像，就是必須確保每個人被分配到某個政治共同體的安全邊界內。
＊作者為米拉．西格爾柏格（Mira L. Siegelberg），英國劍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尤其專注於國際秩序在知識與法律上的變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