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文化之生命被視為一種永恆流轉的能量以及輪迴的觀念，個人對宇宙的歸屬和順從，死亡只是生命的另種形式。而西方強調生命的尊貴和價值，人的自我與世界的分離，注重理性思辨與自由意志的實現，以達到個體的成長和發展，死亡則是生命的終結。在西方死亡教育常被視為一種心理上的療癒過程，常會為自己的生命制定計劃，如制定遺囑和生前安排。中國哲學則強調萬物皆有靈性，注重道德修養與內心靜定，以達到與宇宙和諧的陰陽五行的境界平衡，陰陽力量相互依存，死亡則是陰陽失衡的結果。這種價值觀和倫理觀也體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人們更關注家庭和社會的利益，並強調生命的相互依存和義務，反映對祖先和家族的重視，家庭和社會的價值觀教育與傳承，強調後代子孫的重要。
透過死亡教育可讓人們面對這無法避免的結局，可以更好地面對死亡，增強追求意義和理解死亡的本質，進而努力創造，做出有意義的事情，追求過程讓他們更加珍惜生命。如《活出意義》的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認為，人類生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尋找意義，並在面對苦難和死亡時，只有通過意義和目的的追求，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存在恐懼》作者的艾倫·德波頓（Irvin Yalom）主張透過正視死亡，可更珍惜生命，更加理解自己的存在和意義。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其《時間簡史》中提到，每個人都會面臨死亡，不要因此而過度擔憂，應該透過努力和創造力來塑造自己的生命，以及在有限的時間內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和意義；王載寶教授（Paul Wong）則透過正向的態度和心理學（P.P.2.0）思維，從死亡和終末議題，幫助人們獲得正向的經驗和超越對死亡的恐懼和否認。而美國莫瑞斯·艾波斯坦（Morrie Schwartz）教授在其患有末期肌肉萎縮症時，寫下了《和死亡談判》（Tuesdays with Morrie）認為人們應該積極地接受死亡，並從中發掘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強調人們應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尋求內在的平靜與和解。綜此，接受死亡的正向心理學可幫助人們實現意識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探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區關係與支持性的社會網絡，並加強自我內在力量和資源，以應對生命中的挑戰和困難。
相對西方哲學包括如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和斯多葛的斯多葛主義認為，可以選擇如何面對，學會接受無法避免的死亡，培養出內在的堅強和勇氣，以應對死亡時的無畏，及困難時的韌性和自律。更應用生命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和道德美德，以實現自我完善及對社會做出貢獻，以及關心他人的福祉。現代哲學中，歐文·貝納德（Owen Flanagan）、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艾瑞克·弗羅姆（Erich Fromm）等學者亦都認為人類的意義和價值觀是由個人的經驗和生命經歷所塑造的，是通過自我反省和意義的尋求，找到生命的意義和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實現好好生活和好好死去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