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不健康餘命真沒救嗎？全人正向生命教育讓其成功老化又有尊嚴

台灣即將邁入一個具高不健康餘命的超高齡社會。樂齡長者的身體健康和功能逐漸下降，會產生對自我壽命和生命價值的疑問和不安。若其生命有意義和目標，且能夠擁有感受他人痛苦和需要的同情心或能積極建立自我價值觀和自我意識之精神關懷，無論從教育到政治領域，或從醫療保健到商業管理，從各領域發揮其最大的價值，推動社會進步。但其亦也可能經歷親友的死亡，陷入悲傷和哀悼，無法如《生命中最後的階段》（The Last Stage of Life）作者的約翰·戈多曼（John W. Gardner）將死亡看作是一個自然且不可避免的過程，並強調人們應該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尋求內在的平靜和和解。雖然哈羅德·庫欽斯基（Harold Kushner）在《為善良的人謀福音：當壞事發生在好人身上時》（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認為人們應該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個自然過程，並學會在面對死亡和苦難時保持信仰和希望。但當面對死亡，仍會使其感到失落、孤獨和無助。然適當的悲傷和哀悼反而可使人們處理失去和痛苦，或許通過與親友交流、參加支持小組和尋求專業幫助，得走出陰影。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醫護暴力下的不安定因素：巴氏量表的長照悲歌 ｜ 更多文章 ）

然對這生命的必然結局，不同文化從宗教信仰到葬禮儀式，亦體現了不同的價值觀和生命觀的理解。如將死亡視為轉化，而不是終結的基督教文化中，人們藉由祈禱和唱詩，表達對逝者的尊重和愛戴；相信死亡不是絕對的，而是個人進入天堂的靈魂升華。另在道教和佛教中，相信死亡是生命的階段之一，是輪迴而非終點。實務上，宗教與靈性常被視為一種深刻的連結與生命的核心，讓人們感到自己的存在有意義，尋求信仰的安慰和支持，助其從生命的結束轉換焦點到靈魂的永生，找到內在的安寧，感受到安全和接納。且無論是患者、家人、朋友、宗教和靈性領袖、醫療專業人員…等，都可從中獲得支持，找到希望和安慰，感受到溫馨和愛，對未來產生希望和信仰。而通常會有特殊禮儀的葬禮，則常被當作幫助逝者靈魂完成輪迴的儀式。在傳統社會中，死亡亦常被視為階段的結束，整個社會參與其中，會對死者和其家庭表達悼念和尊重。且悲傷和哀悼常被認為是種必要的過程，表現出越強烈的情感，以表達對逝者的敬意亦被認為是種美德。如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與莫裡斯·布盧梭（Maurice Bloch）都認為不同的文化對待死亡的方式是不同的，而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和信仰。但在有些文化中，卻傾向於保持或克制情感。反觀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因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對死亡和悲傷的處理也發生變化，甚或忽略死亡的存在，把其視為隱私問題，不太願意與他人分享和討論。如菲利普·艾裡斯（Philippe Ariès）認為現代西方社會的死亡觀念是由中世紀時期的宗教觀念演變而來，死亡在現代社會已被視為一個被隱藏、被遮蔽的話題。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則謂現代社會的死亡觀念是冷漠的，人們對死亡產生了恐懼和排斥，而非將其視為生命進程的一部分。當然，一些新興的悼念方式，例如在網絡上建立紀念頁面、發佈紀念照片和訊息等，欲讓更多的人記住逝者和參與分享悼念的過程。然也可能會帶來個資和網絡安全等問題。

當患者處於無法舒適的臨終狀態時，考慮是否停止治療，讓患者面對死亡，但此類決定可能涉及到道德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需要人們對自己的信仰和價值觀進行深入的思考。屏除過去缺乏科學、理性的思考和迷信與避諱，應提供樂齡心理輔導、建立社區關懷機制，或透過學校課程、社區講座、醫院宣教等多個方式與途徑來提高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之人，對死亡的認識和理解死亡期的身心過程、各種死亡方式的風險和特點…等，從而減少對死亡的恐懼和避諱並更好地處理死亡議題，提高生命質量，實現尊嚴死亡。如安寧療護就是在瀕臨死亡的患者中，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提供關愛和尊嚴、身心綜合性的支持和靈性關懷，提高生命質量以減緩身心痛苦的全人照護。

不同階段的死亡教育相異，如對幼年的孩子，死亡可能是個很抽象的概念，但可透過老師和家長在幼兒園和小學時期，以繪本、遊戲和問答等方式，幫助了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進入青春期時，強化關注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可提供更深入的知識和討論，例如宗教信仰、文化差異和個人價值觀等死亡的意義，並學會尊重和珍惜生命。經歷婚姻、事業和家庭的中年時期，可能較理解生命歷程，可學習如何規劃，如遺囑和安排喪禮等，以減少親人在悲痛中的負擔。面臨健康問題和生死課題之老年階段，尤其是不健康餘命之死亡教育，可助其學會如何享受生命的餘下時間；通過接受照護和支持，減輕自己和家人的負擔，並學習如何面對死亡。學者約翰·卡夫（John Kaniuka）便主張在學校和社區中開展死亡教育和悲傷支持計劃；約瑟夫·莫爾（Joseph E. Murray）亦認為應通過器官捐贈等方式，為他人的生命注入新的希望和活力。伊恩·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則認為靈性能夠引導人們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和體驗。

即使現代醫學技術使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但如提出了“生命旅程中的死亡”（Death in Life's Journey）概念的約翰·艾比（John Abele），亦認死亡是必然的結局。將生命的價值觀納入所有教育體系中，包括教導學生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講授醫學常識和應急處置知識，讓學生學會應對生命危機以及培養他們應對生命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真諦和意義。其次，開展有關死亡教育的活動，如辦理死亡主題展覽、舉辦死亡文化講座和終極關懷培訓班等。還可以設立死亡照顧和終末關懷專業人才培訓。史蒂芬·威柏（Stephen W. Wilbers）提出「死亡識能」的概念，並認為從小學開始進行死亡教育。但與死亡較近的樂齡學員，應是最積極的對象。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醫護暴力下的不安定因素：巴氏量表的長照悲歌 ｜ 更多文章 ）

東方文化之生命被視為一種永恆流轉的能量以及輪迴的觀念，個人對宇宙的歸屬和順從，死亡只是生命的另種形式。而西方強調生命的尊貴和價值，人的自我與世界的分離，注重理性思辨與自由意志的實現，以達到個體的成長和發展，死亡則是生命的終結。在西方死亡教育常被視為一種心理上的療癒過程，常會為自己的生命制定計劃，如制定遺囑和生前安排。中國哲學則強調萬物皆有靈性，注重道德修養與內心靜定，以達到與宇宙和諧的陰陽五行的境界平衡，陰陽力量相互依存，死亡則是陰陽失衡的結果。這種價值觀和倫理觀也體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人們更關注家庭和社會的利益，並強調生命的相互依存和義務，反映對祖先和家族的重視，家庭和社會的價值觀教育與傳承，強調後代子孫的重要。

透過死亡教育可讓人們面對這無法避免的結局，可以更好地面對死亡，增強追求意義和理解死亡的本質，進而努力創造，做出有意義的事情，追求過程讓他們更加珍惜生命。如《活出意義》的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認為，人類生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尋找意義，並在面對苦難和死亡時，只有通過意義和目的的追求，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存在恐懼》作者的艾倫·德波頓（Irvin Yalom）主張透過正視死亡，可更珍惜生命，更加理解自己的存在和意義。霍金（Stephen Hawking）在其《時間簡史》中提到，每個人都會面臨死亡，不要因此而過度擔憂，應該透過努力和創造力來塑造自己的生命，以及在有限的時間內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和意義；王載寶教授（Paul Wong）則透過正向的態度和心理學（P.P.2.0）思維，從死亡和終末議題，幫助人們獲得正向的經驗和超越對死亡的恐懼和否認。而美國莫瑞斯·艾波斯坦（Morrie Schwartz）教授在其患有末期肌肉萎縮症時，寫下了《和死亡談判》（Tuesdays with Morrie）認為人們應該積極地接受死亡，並從中發掘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強調人們應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尋求內在的平靜與和解。綜此，接受死亡的正向心理學可幫助人們實現意識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探索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建立良好的家庭和社區關係與支持性的社會網絡，並加強自我內在力量和資源，以應對生命中的挑戰和困難。

相對西方哲學包括如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和斯多葛的斯多葛主義認為，可以選擇如何面對，學會接受無法避免的死亡，培養出內在的堅強和勇氣，以應對死亡時的無畏，及困難時的韌性和自律。更應用生命去追求真理、追求智慧和道德美德，以實現自我完善及對社會做出貢獻，以及關心他人的福祉。現代哲學中，歐文·貝納德（Owen Flanagan）、維克多·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艾瑞克·弗羅姆（Erich Fromm）等學者亦都認為人類的意義和價值觀是由個人的經驗和生命經歷所塑造的，是通過自我反省和意義的尋求，找到生命的意義和目標，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從而實現好好生活和好好死去的勇氣。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醫護暴力下的不安定因素：巴氏量表的長照悲歌 ｜ 更多文章 ）

然進入老年階段後，倘仍能夠保持包括全人健康、積極參與社交、持續學習和更新知識、練習正向思維和心理調適、進行有效管理和計劃、參與志願服務、社區和公益活動、適應老年生活的變化和挑戰、與家人保持良好的溝通和關係、接受照顧和支援、定期進行健康檢查、注意個人和財產安全，防範詐騙和意外、維持興趣愛好、充實退休生活、尊重自己的價值觀和選擇，享受自由和尊嚴，使得老年人能夠更好地參與社會生活和貢獻社會。那麼他就能實現成功老化，並得積極地尋求健康、活力和積極的生活態度，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目標，並進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和計劃。此外，成功老化還可以幫助社會充分利用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促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並可減輕對社會福利和醫療資源的需求，進而節約社會成本。如前述，社會福利是實現樂齡成功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應加強對樂齡的社會福利保障，提高樂齡的生活保障水平，讓樂齡能夠享受公平、公正的社會福利制度。政府和社會應該提高對樂齡教育和文化的關注和投入，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和文化活動，讓樂齡能夠學習和掌握新的知識和技能，並能夠參與到社會文化活動。

此外，醫療保健也是實現樂齡成功老化的重要保障之一。政府應加強對樂齡的醫療保健服務，提供優質的醫療設施和醫療技術，讓老年人在醫療自主下，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醫療治療和康復護理，而非讓不健康餘命失去他成功老化的機會與尊嚴。如露西·坎德拉裡（Lucy Kalanithi）在其臨終前撰寫了《當呼吸停止時》（When Breath Becomes Air），強調人們應該在生命最後的時光中，探討了生命和死亡的意義，並努力實現自己的價值觀…，尋求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而伊凡·伊利奇·涅姆琴科（Ivan Ilyich Neimechko）亦在其著作《好好死去的藝術》中提出，人們需要學會正確地面對死亡和終極問題，並在生命的結束前做好準備。諸此種種，強調人們需要學會接受現實和自身的局限性，了解死亡的身心過程、死亡的社會文化背景、各種死亡方式的風險和特點…等，尋找生死意義和價值的認知和理解，減少對死亡的恐懼和避諱和更好地處理死亡議題，提高生命質量，實現尊嚴死亡。藉由死亡教育與識能的增強，讓人們從成功老化、善終、醫療自主，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臨終），患者與家屬都可能感到恐懼、焦慮、無助等情緒時，藉長期護理計劃、接受治療意願、設立遺囑和授權書、接受心理支持與家庭和醫療團隊進行有效的溝通…，可獲取更多的支持和全人之關愛與尊嚴。

最後，我們應該認識到，邁入超高齡社會的台灣，應及時將生命的正向教育與價值觀納入樂齡教育體系中，教導樂齡學員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以及引導學員思考生命的真諦和意義，即使在現代醫學技術的進步下，人類的壽命得以延長，我國之高不健康餘命人口，可通過全人的樂齡教育和專業教師培訓，積極推展健康與法律識能之病人自主權利法，還需要進一步推動科技和創新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培訓和技術支持，讓樂齡能運用科技，享受科技發展帶來的便利和福利。

生命和死亡教育應是全社會所關注的焦點，不僅是樂齡長者的問題，更應是全體社會應理解和面對的。政府、社會和家庭都應共同參與和負起責任，營造尊重樂齡、關愛樂齡的社會氛圍，通過全面有效的措施和手段，讓樂齡長者擁有健康、快樂、充實的晚年生活，讓樂齡長者即使處於不健康餘命亦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關懷，實現「新解構」的成功老化，建立更加和諧、穩定的社會。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醫護暴力下的不安定因素：巴氏量表的長照悲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常務理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