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人對河朔地區「胡化」現象多有觀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複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入王屋山）始聞《孝經》、《論語》。」這都說明當時社會文教之淺薄，河朔地區尚武輕文。杜牧的論述，也被司馬光收錄到《資治通鑒》中。
自然，唐代史料對陳寅恪影響很大，1942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與河朔集團關係時，指出河朔地區與中央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對立，由此得出結論：「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鎮與中央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
他指出，漢魏西晉時為文化水準很高的河朔地區，在唐玄宗文治燦爛之世卻轉變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是由民族遷徙造成的。遷徙於河朔的少數民族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東北少數民族 ；其二是西亞人，「中亞羯胡必經由中國西北，而漸至東北」，中亞胡人東遷有三個重要的時期，「其遠因為隋末之喪亂，其中因為東突厥的敗亡，其近因或主因為東突厥之覆興。」分析中亞胡人乃陳寅恪用力最多、文章篇幅最長的研究，他通過爬梳大量有關河朔將士族屬的記載，並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勇健善戰、善於經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為中亞月氏胡種（昭武九姓）。
他根據中古時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實，提出了著名的「關隴集團」、「山東集團」、士族門閥社會、「胡化說」等新史學概念。在陳寅恪看來，中國在魏晉南北朝隋唐這數百年裡都屬於門閥社會階段。門閥家族勢力的盛衰，對王朝的興滅有著根本性的影響。例如，形成於西魏時期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就是解讀西魏、北周、隋、唐歷史的一把鑰匙。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關隴地區胡漢大融合的產物，令人驚歎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統治者都出身于關隴集團。該集團開創的「關中本位政策」，一直影響到唐朝。而在唐朝，不僅有四方少數民族漢化，也有河朔漢族百姓「胡化」的現象。陳寅恪的研究對中古史有框架性影響。
在崇奉中華傳統的錢穆眼裡，漢胡之爭即華夷之變，他說得很沉痛:
『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燻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第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疆，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賅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說者猶謂滿清入關，足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