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6日3點30分，俄羅斯空軍攜帶6枚匕首超音速導彈，黑海艦隊9枚Kalibr導彈，還有3枚S-400和伊斯坎德爾M型陸基導彈，共計18枚從北東南不同方向對烏克蘭基輔發動了襲擊。18枚導彈全部被擊落攔截，這是人類空戰史上的首例，即戳破了俄羅斯超音速導彈不可攔截的神話。
一、驚醒內亞
此際，正盛傳烏克蘭將對俄「春夏大反攻」，但是哲連斯基一再強調他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現已五月中旬，若反攻未啟動，則戰事恐拖延，「後俄烏戰爭時期」（post R-U-war era）不會到來，可是普京不勝即敗，比戰爭更大的失敗，乃是「大俄羅斯」意識形態的再一次崩解；接下來，全世界會不會看到諸如俄羅斯政治混亂、社會動盪、經濟瓦解、軍隊倒戈，包括普京被繩之戰爭罪犯歸案，以致聯邦解體等等更大的動靜，則是「後俄烏戰爭」了，這個大動靜會發生在俄羅斯東頭的中亞腹地，俄羅斯歐洲板塊怎樣，已經不足為奇。
「中亞」背後是廣袤的「內亞」，和整個歐亞大板塊的縱深。內亞一東一西，正有兩個強權，西邊的俄羅斯在衰敗，此刻又被拖進戰後泥潭；東邊的中國正在崛起，欲與美國爭奪霸權，其「一帶一路」，所謂「絲綢之路經濟帶」，正要穿越這個不確定地區。
所以這個「春夏大反攻」意義深遠，可能將演化成一次非同小可的歷史槓桿作用，此撲朔迷離，恰在俄羅斯的大顛覆，勢必影響北京，也肯定緩解台海局勢，網上名嘴們眾口一詞：普京輸掉侵烏的直接教訓，將是遏止習近平侵台。
廣袤內亞的東緣有個新疆，習近平在那裡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形同摧毀那裡的一切制度建置，恰與內亞正在醞釀的無政府狀態吻合。美國作家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曾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歐亞大陸即將到來的無政府狀態》稱：
『中亞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正隱約浮現的危機可能加劇這種危險。這些威權國家持續的穩定令中國愈加易於控制其自身的中亞少數民族，但時間或許正在耗盡。這些政權中的一些，是由同一批具有勃列日涅夫時代中央委員會委員特點的人士領導，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他們一直執政。如今，這些領導人正在老去，他們的政權合法性可疑，他們的經濟依舊與俄羅斯和中國自身漸趨放緩的引擎保持聯絡，他們的人口正變得更加伊斯蘭化。也就是說，對中亞來講，爆發一場類似阿拉伯之春的運動，時機或許已經成熟。』
二、15英寸降水線
「內亞」在中國歷史和中文語境中，究竟是什麼？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彷彿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河殤》）
我三十年前寫下的這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讀出一股悲涼來。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論斷長城是農耕民族的最後疆界，隨後中國史學家黃仁宇有一驚人發現：長城恰與十五英寸降水線重合，從而證實了李約瑟的設想。
至於長城，其實是一個很淺近的圖騰，在歷史上找不到什麼描述。對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它成為從歷史上借來的「抵禦外寇」的一個符號。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歷史，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是個錯覺。滿清八旗就是踏破長城，滅了朱明。這個明長城，還比早先那個秦長城，退縮了一千華裡，哪裡談得上「抵禦」？黃仁宇說「十五英寸降水線」是農耕文明的邊界，正好跟明長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關於長城的電視片裡，又在陝西的長城拍到了「華夷天塹」四個字！謝選駿寫過一本書《神話與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長城，剝離它的精神是「保守防禦」。這並不是說，我們主張擴張、侵略，而是說中華文明對挑戰的應對，是防守型的。
『王魯湘在引入選駿的觀點時，又表現出異常謹慎的學究氣。他翻閱了大量關於萬裡長城變遷的考證史料，對比了秦長城與明長城在建築時的截然相反的動機和時代背景。他其實還在遵循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態度。當我告訴他，魯湘似乎並不激動。忽有一日，他如獲至寶地大聲叫道：「夏駿，趕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長城電視片，我從那裡看到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個字，真是鐵證如山。』（《龍年的悲愴》）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沒有答案的沉思」，卻要在三十年後才能解開。
至此，我讀到至少四種關於內亞的論述，試分而述之。
三、胡漢碰撞融合
華夷之爭，在中文和中國歷史語境中即「胡漢之爭」，我在議論台灣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的「百越密碼」時寫道：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胡漢之爭」這個亞洲大陸上兩千年的主題，自然也是所謂史學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其大家非陳寅恪莫屬，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指出胡化、漢化問題實際上是胡漢文化的對立，判別胡人和漢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種族和血統為依據，並一再告誡治史者：「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致無謂之糾紛。」史家陳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國學界恐已廢弛，因為習近平對待中國西北乃至中亞的政策，已經倒退到種族糾紛與壓迫。
唐朝人對河朔地區「胡化」現象多有觀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飲酒策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道，因複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入王屋山）始聞《孝經》、《論語》。」這都說明當時社會文教之淺薄，河朔地區尚武輕文。杜牧的論述，也被司馬光收錄到《資治通鑒》中。
自然，唐代史料對陳寅恪影響很大，1942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其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與河朔集團關係時，指出河朔地區與中央存在著嚴重的文化對立，由此得出結論：「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鎮與中央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係也。」
他指出，漢魏西晉時為文化水準很高的河朔地區，在唐玄宗文治燦爛之世卻轉變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是由民族遷徙造成的。遷徙於河朔的少數民族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東北少數民族 ；其二是西亞人，「中亞羯胡必經由中國西北，而漸至東北」，中亞胡人東遷有三個重要的時期，「其遠因為隋末之喪亂，其中因為東突厥的敗亡，其近因或主因為東突厥之覆興。」分析中亞胡人乃陳寅恪用力最多、文章篇幅最長的研究，他通過爬梳大量有關河朔將士族屬的記載，並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勇健善戰、善於經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為中亞月氏胡種（昭武九姓）。
他根據中古時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實，提出了著名的「關隴集團」、「山東集團」、士族門閥社會、「胡化說」等新史學概念。在陳寅恪看來，中國在魏晉南北朝隋唐這數百年裡都屬於門閥社會階段。門閥家族勢力的盛衰，對王朝的興滅有著根本性的影響。例如，形成於西魏時期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就是解讀西魏、北周、隋、唐歷史的一把鑰匙。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是關隴地區胡漢大融合的產物，令人驚歎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統治者都出身于關隴集團。該集團開創的「關中本位政策」，一直影響到唐朝。而在唐朝，不僅有四方少數民族漢化，也有河朔漢族百姓「胡化」的現象。陳寅恪的研究對中古史有框架性影響。
在崇奉中華傳統的錢穆眼裡，漢胡之爭即華夷之變，他說得很沉痛:
『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燻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第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疆，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賅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說者猶謂滿清入關，足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
當然，陳錢兩位大家皆斷言，安史之亂使盛唐嘎然而止，中華文明始有越變越南的趨勢。
四、「永恆的壓力」
余英時教授分析胡漢之爭，更延伸到向海洋發展的新命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遊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民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
『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中國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
五、中國的「高科技」武裝成吉思汗
中國自身的歷史上，中亞的含義非常慘痛，其中包括西元一千年之際世界最領先的中國宋朝，居然滅於落後的遊牧民族。華裔史學家孫隆基的絕妙詮釋是，宋代的科技文明武裝了蒙古的全球征服：
『在這裡，正是提出當時世界「第一軍事大國」宋朝為什麼滅亡的第二重解釋之處。宋代的軍工業，如煉鋼和火藥之用於戰爭，其成果很快就為敵手所分享。中土的軍隊遜於遊牧民族者主要在騎兵，因此宋代大規模生產的鋼鐵多用在裝配步兵的盔甲、強弩和裝甲戰車方面，它們配合城牆，基本上是采防守戰略。發達的煉鋼技術到了金人手裡，就設計連人帶馬全部用鋼鐵包裝的拐子馬。北宋的火藥武器還在燃燒彈階段，抵禦胡騎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時代進展至爆炸彈藥階段，但此時的發明已非宋人的專利。用鐵殼內裝火藥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種榴彈——是金人發明的。最早的管形射擊武器——亦即是槍的前身——是金人用紙筒做的「飛火槍」，南宋為了對付蒙古，于1259發明「突火槍」，用巨竹為槍筒，用火藥射出「子窠」，乃子彈的前身。滅宋以後蒙古人用金屬管子代替竹筒。
從西元十一到十三世紀宋遼金西夏蒙古之間的長期「戰國」狀態，是當時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實驗場所。後來蒙古以世界上最優秀的鐵騎，配合第二千年初期東亞戰場的戰爭水準和戰爭科技——火藥和宋人發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學武器如「毒煙」，等等，橫掃歐亞大陸無敵手。當時的蒙古人只有一百萬人左右，比宋朝的軍事部門還要小，卻幾乎征服了全世界。』
他還指出更奇異的一點：
『蒙古軍西征把中國的「高科技」西傳。尤其是火藥武器來到歐洲，其水準又往上翻了一番，從此歐洲在這方面領先。至十六世紀初，西歐人將最新型的火炮裝在戰艦上，配合中國發明的羅盤，開始征服海洋……。』
六、東亞通常鬥不過內亞
中國的西域史新秀劉仲敬，拓展了別有洞天的「諸夏諸亞」觀，重新梳理出一套當代胡漢論說。他指出諸夏和諸亞，是兩個異質性很強的文化共同體，它們之間始終發生衝突，史上元清兩朝「胡人入主中華」，即蒙古和滿洲的入侵，就是這種衝突的一部分，這個衝突早在殷商和周朝就已經開始了，從中國文明史上可以看到，東亞通常鬥不過內亞，東亞越是統一的時期，反而越弱，越容易被征服，這也是大一統政權的一個副作用，它消除了各邦之間的競爭，不像歐洲那樣有分裂競爭的關係。東亞歷史上最強的時候，反而是春秋戰國時期，這就像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軍事技術的進步，關鍵因素就是各邦的競爭。歐洲雖然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遊牧民族從烏克蘭草原上來的入侵，但是最終能夠轉弱為強；而諸夏面對諸亞，因為在大一統格局下就越來越弱。所以劉仲敬認為，諸夏（中原）想要復興，只有恢復春秋戰國時期各邦分立的狀態，像西歐那樣在分立中，相互競爭而趨於強大。
劉仲敬這套論說，用於今日新疆西藏如何呢？劉仲敬以波羅的海不凍港哥尼斯堡為例，分析德國為什麼失去它，「原因不是因為日爾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問題。根本原因在於：大日爾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國和世界不可調和的結構性衝突，地緣政治的理由註定東普魯士形同絕地，它像闌尾一樣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衝突中都會首先被切斷。」他認為，只要把德國換成中國，把東普魯士換成內亞，就會明白地緣形勢的危險性，這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他說：
『內亞其實只有兩個問題：正統性的失敗和地緣政治的緊張。這兩者都不是民族問題，「民族」只是一個方便的藉口而已。正統性的失敗是中國整體的失敗，而地緣政治的緊張才是內亞的特殊問題……內亞鬥爭的升級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決。只要中國在世界體系內的合法性建立不起來，她最脆弱的地緣斷層就會首先潰敗。所謂的民族矛盾，其實是中國和世界結構性衝突的暴露。』
長城以外、西方史家稱之為Inner Asia，即內亞，東起滿洲松花江流域，越過山西高地，向西到關中盆地、青海西藏，然後到印度北部、伊朗一直延伸到烏克蘭大草原，這個廣大的地區，劉仲敬稱之為「諸亞」。
他說這裡是一個高度流動性的草原地帶，技術和資訊的傳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個四通八達之地。在十六世紀海路興起之前，世界上傳播速度最快的，就是草原上的商隊和騎兵，從烏克蘭到蒙古邊境，商隊在草原上沒有任何障礙，行進飛速，此即縱橫草原、橫貫東西的各種商隊，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發揮了近代歐洲商團的作用，也相當於海洋上大英帝國的艦隊，在十五世紀以前的世界史上，內亞草原就近代史上的海洋。相反，東亞在地理上比較孤絕，如果從揚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說是到大不裡士，坐著牛車或者是馬車，速度非常慢；反之從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區到東亞來，只有通過內亞大草原，也非常遲緩，東亞，長城之內，也就是諸夏，是處在被動地位上的。此說其實並不新鮮，似乎在重複西人的「蒙古風暴」說，即成吉思汗是一個更早的哥倫布——航海大發現、乃至1492年的哥倫布發現美洲，由此打通全球，而成一個「世界系統」、一個所謂「開端」，不料往前追溯二三百年，曾有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勾連了西歐和東亞，締造了一個更早的「世界系統」。
七、歷史教訓是什麼？
一帶一路的政治基礎，是中亞舊有的蘇式極權結構，被中共的擴張想像所延長，其實正在消失；
千年前中國的火藥，未預期地促成了西歐的領先；而今中國的崛起，包括它在中亞的事功，含義曖昧不清；
中國內陸安定的前提，是中亞的安寧，中共搞亂新疆，再搞亂中亞，只會「漁陽鼙鼓動地來」；
中亞不是一個漢人的領域，不要幻想它，而滅絕這裡的維吾爾族，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裡曾經是所謂第一個「世界系統」，我在《鬼推磨》中寫過一節「蒙古風暴」：
『「全球化」，實際上在講一個關於「世界系統」的問題，很冷僻，新近出現了一個「蒙古風暴」的概念，是其論說之一。十三世紀，來自蒙古草原的鐵甲騎兵，在歐亞大草原橫衝直撞，即一場世界性的「漁陽鼙鼓動地來」，打碎了古典世界的邊界，重播了舊大陸廣袤地域的人種，改變了三大宗教的勢力範圍，警破了歐洲人的自我中心，留下了現在亞洲的框架。以致2000年千禧年前夕，《華盛頓郵報》選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侖布，不是牛頓，而是野蠻人成吉思汗。因為「他和他的子孫締造了一個廣大的自由貿易區，橫跨歐亞大陸，大大地促進了東西文明的連接。」』
＊作者為中國八十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