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葉元章相比，王文舉一樣不幸。雖然他是查緝科稅務司羅慶祥的副手，但他完完全全被矇在鼓裡，李度和羅慶祥從未告知離開上海的消息。他去上海總稅務司署辦公室上班時，才發現他的兩位上司已經撤退：李度和羅慶祥早已登上了前往廣州的船隻。他於一九五○年三月向上海海關副關長張勇年遞交了辭呈，並在五月抵達臺灣。雖然他直接在李度和羅慶祥手下工作，但王文舉沒有任何機會一起撤退到廣州。一九五○年他撤退到臺灣後，受到和葉元章一樣的待遇：羅慶祥和方度決定擱置他的復職案，讓他等待四年再復職。王文舉得知李度、羅慶祥和方度等外籍關員的全額退休金和華籍關員的五成退休金時，王文舉批評道：
施其〔李度〕慷人小惠，實慷國家之慨，每員照發洋員應得之半額退休金，因與關章不合，故囑嚴守祕密。嗣於離職之前推薦羅慶祥與方度二君共同執行總稅務司職務，每月除照支原薪外，從員工福利金帳中支取等於美鈔五百元之新台幣作為職務津貼，二人平分，各得其半。因有上述不可告人之隱密，絕不肯亦不敢復職大陸來臺之高級人員。
而葉元章和王文舉都在一九五五年復職。其復職原因，也可能是因為阮壽榮於一九五三年在海關復職，而使得羅方兩人必須接受葉、王二人的復職申請。但是阮壽榮一九五二年從香港抵達臺灣時，其復職申請也被羅方兩人擱置。阮壽榮一抵達臺北就拜見方度，阮壽榮寫下此次拜會經過：
他〔方度〕見到我從椅子上跳起來，滿面笑容滿口英文的表示歡迎，坐定奉茶後，他即詢我來臺經過及目的，聽到我在候見蔣夫人更是為我高興，預祝我為國爭光。他的這一套我是很熟悉的，因為在學校〔稅專〕的時候，他已有這種偽裝的作風，時常逼著喉嚨裝腔作勢學作女人。在海關時他最會奉承上司，每日晨昏一定跟進跟出，為其脫衣穿衣，為同仁所不齒。等我提出想要復職的意思，他立即顏色一變，正經地說已奉政府命令，凍結人事，實在有心無力相助，旋即空言允諾將為我介紹別的工作。
而方度對海關人事凍結案之堅持，連蔣宋美齡請託通融阮壽榮的復職案都不買帳，更可以想像葉、王兩人的復職案是多麼困難。然而此時，李度在臺灣的最重要支持者嚴家淦介入此事，此時嚴家淦已從臺灣省財政廳長，升為行政院財政部長，也就是總稅務司署的頂頭上司，嚴家淦在一九五○年三月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任財政部長時期，也正好是財政部和總稅務司署最需要彼此的時期：財政部需要關稅，總稅務司署需要來自政府的保護。這就像李度任總稅務司時期，他和宋子文之間形成強而有力的互相依賴關係。
嚴家淦雖為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流利，但是英文練達人手仍感不足，於是就想到關員一向以英文工作，英文練達者比比皆是。阮壽榮為前海關圖書館長，英文為華、洋籍關員中最優，嚴家淦需要英文秘書，所以委託張申福代為找尋合適人選，嚴張兩人自一九四五年接收臺灣時，就已認識，而張申福推薦阮壽榮出任。嚴阮兩人短暫會談後，嚴家淦即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派阮壽榮為「財政部專門委員」。嚴家淦對阮壽榮說：
美援自前年恢復，美國在臺灣大使館中已設有專署，我方為配合美援，設有「美援會」，由各部會主管擔任委員，平時會中事務由王蓬先生負責，我政府方面又有「經濟安全委員會」向行政院長負責，現在設有三個小組，A組主管研討銀行錢幣業務，B組軍方事務、C組預算及財務行政，我是委員兼C組召集人，每次與美方人員開會，必須將我們的情況及資料翻成英文供美方使用，開會時都用英文交換意見，事後也用英文寫成紀錄，以備「美援會」開會時分發。美國來華人員在他們能為我國服務以前對我們很少了解，我們必須先教導他們，所以這翻譯工作特別重要。美人時常問我們的財政政策是什麼？說穿了我們談不上有什麼政策，但我抱定的是：平衡預算，降低通貨膨脹壓力，在安定中求進步。現在我最大的困難是無人幫我，我必須樣樣自己動筆，你來了我可以輕鬆一半了。
等到嚴、阮兩人工作開始密切配合後，阮壽榮向嚴家淦上「簽呈希望能復海關原職，支領海關高出數倍的薪津」，嚴家淦馬上在簽呈上批了「交方總稅務司」。阮壽榮擔心方度還是會像面對宋美齡一樣推託，嚴家淦的秘書道：
你放心送去好了，部長以前在海關，李度簽請升方羅為總稅務司發給美金津貼時，他祇寫了一個「閱」字，他們奉若聖旨，至今仍在支付，你這批示是很難得的，他們不敢怠忽的。
果然阮壽榮的復職全部解決，也變成「海關職員借調財政部」，而且因他「打開了大門，待命的人陸續一一重回海關服務」。
從上述葉、王、阮三人的復職經過中，如果先排除他們三人對李度、羅慶祥和方度的不滿，單從方度堅持臺灣政府要求海關凍結人事，敢對蔣宋美齡的請託置之不理的態度，還是可以看出，臺灣海關還是維持著傳統的政治中立的特色。或許可以質疑，方度還是不敢忽視嚴家淦的意見，但是嚴家淦是臺灣海關的頂頭上司，也是專業官僚，在海關文化中，對這類官員一向極為服從；更往深一層說，嚴家淦是財政部長，就是宋子文的角色，李度留給羅慶祥和方度的福利，也需要嚴家淦的首肯，沒有嚴家淦的保護，那臺灣海關的特殊性就會完全消失。
不論方度擱置華籍關員復職是因為政府的人事凍結，還是他想要隱瞞領取部分退休金的事實，這種付清外籍退休金和五成十一位華籍關員退休金還是紙包不住火，導致了一九五七年的彈劾，或許因為此時嚴家淦已調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已無法保護海關，所以此事形成一場政治風暴。方度給李度寫信說了關於「惡意指控」的情況以及彈劾的「依據」；最重要的是，他還請李度「給財政部寫一封簡短的書面確認信」。在信的末尾，方度還提到「我和羅慶祥也因為以臺幣形式接受代理津貼而遭到了彈劾，這筆津貼來自海關扣留款，以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比率發放」。《聯合報》隨即報導此彈劾案：
監察委員曹德宣，為海關總稅務司方度，濫用職權，破壞人事會計制度，於民國三十八年底，非法取得退休金美金五千零八十元，於三十九年七、八兩月非法取得代理津貼美金八百元，並自三十九年九月起，至四十五年八月底止，每月侵佔員工福利金折合美金二百五十元，共計折合美金一萬八千元整。前代理總稅務司羅慶祥亦同時非法取得美金退休金五千六百二十元，代理津貼美金八百元，侵佔員工福利金共折合美金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元整。此外，如台北關稅務司主管驗估課鍾良，總稅務司署副稅務司主管財務科兼會計科吳強宗，代理副稅務司主管查緝科黃守華，超等一級幫辦周翥雲、關雲龢，及停薪留資一等副監察長潘文貴，已經退休稅務司吳道頤，幫辦徐華瑞等八人，亦均於卅八年底一同非法取得退休金美金共計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整，以飽私囊，侵佔國家外匯，破壞政府金融管制，以上十人所為，均屬違法瀆職，依監察法第六條一併提案彈劾。
李度給財政部長徐柏園寫信說「這些人〔隨之來臺灣十一位關員〕與早已在臺灣生活的人相比來說處在更難的困境中。後者是在國共內戰爆發前來到臺灣的，並且已經在臺灣安頓得很好。」隨後，李度為那十一位華籍關員的退休金進行了辯護：「這一半的退休金是從我控制下的『自由基金』中抽出來，以美元形式發放的」；他們得到的數量「會從他們在海關中結束生涯時應獲得的那份退休金中扣除。」李度總結道：「如果有任何反對意見的話，應該直接針對我，而不是針對那些獲得退休金的人」。
這封信體現了李度的性格，他保護這十一位榮辱與共的華籍關員，同時也闡述了一九四五年到達臺灣的關員和一九四九年到達臺灣的關員之間的差異，但他忽略了那些在一九四九年滯留在大陸的關員。由於李度挺身而出擋了這一槍，所以法院的裁決是「不起訴處分」。然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隨後接管了這個案子，並考察在這個案子中是否存在違紀的問題。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調查，直接導致方度自總稅務司任上退休。
在彈刻案成立之前，羅慶祥已於一九五五年退休了，羅方共同代理總稅務司的局面也終結了，但是方度仍只是代理總稅務司，而沒有真除總稅務司。十分有趣的是，他是中國海關史上任期最久的代理總稅務司，第二久的是周驪，自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三年三月，但是方度自一九五○年一月一日任代理總稅務司到一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才被任命為總稅務司，但同時財政部就批准了方度退休，從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開始。換句話說，方度只在總稅務司的位子上坐了不到一個月。方度的退休和華、洋籍關員退休金問題的關係很難說得清，但這次的彈劾肯定是給方度帶來了一些負面印象。而且方度的退休，也讓人想起這與一九四三年梅樂和被汪偽政府釋放後，到了東非，然後一路回重慶的過程。梅樂和到重慶，申請其總稅務司復職，同時也遞上他的退休申請，最後才得以復職。
＊作者張志雲，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榮譽資深研究員、日本東京大學客員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海關中國：政府、外籍專家和華籍關員的三重視角 揭開清末「國中之國」的神祕面紗》（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