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里奇能埋葬新自由主義嗎?
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2018年曾指出「有計量研究表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要低於結構主義主導的60年代和70年代，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高於60年代和70年代。所以有些學者把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依據的『華盛頓共識』主導的20年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 這也就難怪博裡奇從2019年的示威到2021年的選戰及其勝選演說乃至2022年3月11日總統就職演說中一再重複的口號是:「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也將是它的墳墓」（Chile was the cradle of neoliberalism, and Chile will be its grave）。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海涅（Jorge Heine）認為，引發智利2019年動亂的原因之一是公共挫折感（public frustration），而罪魁禍首就是1980年底建立的私有化的退休金制度。這可追溯到傅利曼1970年在《紐約時報雜誌》所發表題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的文章，該文主張企業經營者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為股東獲取最大的利益，執行長不該為「提供工作、消除歧視或避免污染環境」而操心。「芝加哥男孩」就是在執行該文理念下創造了「智利奇蹟」。
再者，由於2019年動亂根源之一為姓社姓資之爭，但智利如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期間還能像以前一樣吸引外資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財團會坐視不管嗎？以《華爾街日報》為例，其拉美專欄作家歐格蘭蒂（Mary Anastasia O’Grady）在新憲法草案公投前就曾宣稱智利「正站在政治和經濟集體自殺的關口上」，該草案等於是「向左翼恐怖分子投降」。《經濟學人》更露骨地認為「選民應該拒絕，左翼的理想清單在財政上是不負責任的。」
儘管博裡奇在總統就職演說中雖承諾將修訂一部屬於智利全民的憲法，然因制憲會議由三分之二左翼的代表組成，難逃「太激進無法代表智利社會」的批評，其草擬的憲法也因此被譏為「及時民主」（democracy in real time）。2022年6月底制憲會議最後一次大會期間共產黨代表和保守黨代表的激烈交鋒中甚至出現以下的總結：「我們現在的分歧比一年前開始時還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