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把這些人的很多面向表現出來，不要被片面理解或誤解。」
金其琪出版新書《流離之書》，裡頭集結她過去七年在中國、香港和台灣三地所做的報導文集。在西門町獨立書店「飛地」舉辦的新書分享會〈流離的人，會在哪裡、和誰相聚？〉，與談人包括為《流離之書》寫推薦序的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以及今年剛辭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職返台的人類學者陳如珍。
書名使用「流離」（drifting）一詞，金其琪說，是有意識地與過去常見的相關字詞拉開距離，為這本書裡頭的不同族群、時空找到一個共通點，同時也能為這些報導對象，留有更多可能性的想像。
《流離之書》的編排不以報導主題或國家作為分類依據，而是藉由本次出書的機會，金其琪重新回顧、理解過去所寫文章裡的內容意義，再抓出重點，以「土地」、「陣痛」、「扎根」和「微塵」分成四個章節。
第一章「土地」，講的是在自己土地上流浪的人，所流離不只是人，也包括物和文化；第二章「陣痛」，則是關於跨越邊界後，遇到碰撞衝突的痛苦；第三章「扎根」，則聚焦流離之後，想辦法扎根，創造新生活的故事；第四章「微塵」，則呼應大世代的變動，包括疫情、戰爭，在變動難以預測的世界裡，死亡怎麼被看待、對待。
流離的詩意與可能性
金：我18歲之前都在浙江，後來到北京念大學，再到香港念研究所、做記者，再來台灣念博士班。我只有做過《端傳媒》、《明報周刊》兩間傳媒記者，之後都是自由撰稿。
我有一個達悟語的名字Si Mivilang，因為我一開始是研究蘭嶼的，「si」是還沒有生小孩的意思，Mivilang指的是我還在唸書。總之是我還小的意思。
想先介紹《流離之書》的封面到一系列主視覺，包括買書會拿到明信片，都是一位流離之人的設計，他是我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某年中秋聚會，因為我們都不是台灣人，中秋節沒有地方去，這些無法回家的人到我家聚會。我看到他的畫作，就覺得他應該很能明白我的感受，後來他讀我的書就畫了這些，這是很神奇的共鳴，在文字與繪畫之間。
書裡的這些文章是我從2015年開始做記者，到去（2021）年為止寫過的文章，我作為自己的編輯，重新回看自己以前的文章，再重新分類挑選，也在重新理解當初寫的時候，可能沒有意識到的東西。
之所以用流離把文章串起來，之前幾場新書分享也有人問過或討論過：「為什麼你不用『移民』、『離散』或『流亡者』之類的？」上一場對談者蘇美智，她就認為流離是比較詩意的詞，好像有刻意拉開既定一些詞彙的距離。但對我自己來說，它是唯一個可以在很不同族群、時空當中，都讓人看到共通點的詞語，這本書其實沒有英文書名，但如果是英文的話，我也想過很多可能性，最後覺得它是「drifting」，香港前幾年有一個電影叫《濁水漂流》，英文片名也是Drif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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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離而不失所
金：我摘錄了如珍、潔平兩位幫我寫的推薦語。跟如珍的認識，是在我離開香港前最後一篇報導，那篇文章是寫香港中環有一個地方叫「環球大廈」，它裡面分成兩個區塊，一到三樓是菲律賓籍移工的商場，聚集消費，如珍剛好那時候在研究菲傭選美，他還是菲傭選美的評審，所以我們的田野是連在一起的，報導的人是同一群，通常菲傭會在我的田野裡買完東西，再去他的田野裡面坐下來吃。
那是在我還沒成為人類學者時，第一次跟人類學家一起工作，我覺得那次的感受，多過於我採訪她，像是在一起做田野，感覺很奇妙。後來我來台灣念人類學，推薦信也是請如珍寫的。
「在《流離之書》中，記者金其琪寫失根的迷茫、脆弱群體的掙扎和人的韌性。報導的對象從香港的菲律賓移工、收集明清古宅的中國商人、在蘭嶼扎根的達悟族語推手，到記錄生死遺言的香港中老年志工。
對象與議題的多元，更展現出人的處境的共通性。不論多艱難也要記錄；不論差異多大，對話也有意義。在中港台之間遷徙的其琪，透過說故事和追根究底的精神，寫下自己的不服輸。隨著她的文字，我們流離卻不失所。」──陳如珍，人類學家。節錄自《流離之書》。
我其實對一些部分蠻好奇的，等下想跟如珍討論的，像是，什麼是脆弱群體？掙扎和任性？還有不服輸？我也好奇，她五年前在推薦信上寫的我，而推薦與是她今年寫的我，然後她今天又出現在這裡，也看了我的書，我不知道她對於流離還有我的理解，是不是有什麼變化。
陳：我有一點糾結在「流離」是什麼這件事情上。前兩天晚上，與其琪在這裡討論及準備今天要講什麼，我原本的理解跟這本書不太一樣，本來想的是離散，但其琪想的是流離。我跟琪琪說，若是你這樣定義的話，我沒有流離經驗：我是台灣人去美國念書，在中國做田野，在香港生活、做研究，現在回到台灣，我在每一個階段，都有很好的根在那個地方，所以沒有覺得drifting。
但是其琪會，用林生祥的話就是被一隻惡狗追著跑，那到底我有沒有被追著跑？後來想一想我也是有的，drifting流離，是失去一個身份，但離散是一個身份的創造，因為一群人都離開了，所以你們共同享有離散的身份，那是一個無家（homeless）的身份，而流離比較個人，它比較像是失去身份，一個你不知道你是誰的狀態。
那在這樣的狀態呢，我回台灣三、四個月了，經常有人問我習不習慣。剛開始很難回答，因為你是回家，很難回答回家我不習慣，但其實我是很不習慣的，最近有比較習慣了，是我比較習慣了才發現我本來是不習慣的，我反而是回到台灣才明白「流離」。
過去三年在香港的生活，心理上是非常困難的，我已經撐到我可以撐到的最後一刻，在那段時間，有非常親近的人經歷被捕、被起訴、被判刑，在那過程裡，有一種走在路上都有點不能隨便抬起頭、我即將是犯罪者的感覺。好像你一直小心翼翼做一個好人，但為什麼會成為一個罪犯？雖然不是我，但覺得很貼近。這種感覺是，我一輩子都是一個普通人、正常人，忽然間進到一個不正常的邊界，那是我感受到的流離。
後來我就明白，為什麼這是一本《流離之書》。我是明白自己的流離，才知道其琪的流離，她有一種堅定在尋找她自己的身份，始終非常堅定她是誰的那個東西。如果你不是流離之人，你就不需要尋找這個東西。我自己最想跟其琪說的是推薦序最後一句「流離卻不失所」，她始終在尋找，還沒有框架限住自己的身份，但不表示她很不安，這是我在其琪身上看到的特性。
其實我們見面的機會不是這麼多，但網路上常常打情罵俏，在網路上是非常熟悉、很親近的。但我感覺她本人有一點距離感，可能因為人類學家的本性，我就會想去分析他，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其琪是包裹在一層殼之下的，殼是這麼的堅毅，我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東敲西敲也不一定可以敲得出來，這件事跟她的流離身份是有相關的。
但前幾天，我又有一個不同的感受，我們坐在這裡講話，她就像現在這樣坐在我的右邊，我看著她的側面，覺得金其琪好像某一個部分跟自己和解了，某個部分變得柔軟了，並不是因為他現在不戴眼鏡或髮型改變，也許因為他寫了這本書吧。
捕夢網
金：至於我跟潔平的認識，是我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所時，我們有一堂課叫feature writing，老師要我們隨便去訪問一個人，寫大約1600字，但決定要訪問張潔平，因為我想知道在香港做記者、但你又不是香港人的感覺，我有沒有可能去走這條路。我寫了6000字，老師給我很低的分數，因為這篇塞不進報紙的一格裡頭。
後來潔平問我要不要到《端傳媒》實習，我印象中第一次去端傳媒，電梯很高的寫字樓裡，全是玻璃窗戶，沒有任何logo，但進去之後對我人生產生很大的影響。一開始潔平就是我的編輯，也是我剛開始的寫作老師，離開端傳媒之後，我們聯繫也沒有斷，所以一些無法歸類的題目，潔平說就會想到我。我也蠻好奇這是為什麼？
接下來，也是每一場都會討論的，因為這本書的編輯德齡把這句話放在書腰上，就是混沌跟清楚的關係，為什麼我會已經不想追求寫得清楚，反而想要寫得混沌，我覺得潔平是有一些共鳴，才會在推薦序中把這個摘出來。
「遇到這樣的寫作者，是作為一位編輯的幸運，也是讀者的幸運。我並不是在說，如果不讀這本書，你可能會錯過一些什麼。沒有的。我們都有各自的人生與世界要去還原，其琪書裡寫到的故事，因為她的特殊經歷，可能對於大部分讀者來說都只是『遠方』的事。
但我的確想說的是，這些今日看來的『遠方』，在某個時空裡，其實離彼此非常靠近——甚至現在也是這樣的。而這樣一個世界，有緣看見的人並不多，能夠細細刻畫下來，好好地講給你聽的人更少。作者放任自己『流離』，因而捕捉到這樣一個高速流動著、恩怨連通著的世界，即便有一天彼此封閉了，在這個世界的角落裡依然有多重夢境的入口存在著。」──張潔平，飛地書店、matters創辦人。節錄自《流離之書》。
所謂遠方的事情，我在想編書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對台灣的讀者來講，我所說的事情到底有沒有親近性、可讀性或吸引力？我的編輯也不擔心賣不出去，所以是潔平提醒我這個問題。我寫的事情，對很多人來說都是遠方的事情，而且不只是對台灣人，當我寫香港時對台灣人很遠，我寫台灣時香港讀者也覺得很遠，寫非洲時中國讀者也覺得很遠。到底是要寫給誰看？
另外是，潔平推薦序拖了很久很久才給我，她說之前寫一個比較長的版本，現在這版比較短，比較溫柔抒情。她本來有一個大敘事的版本，但她說看了我的自序，她就覺得不要給我下原先的那種定義，所以我也很好奇潔平幫我寫推薦序時在想什麼？
張：我很喜歡如珍剛才說到的「流離卻不失所」，甚至因為剛剛呈現一種太過肉麻的氣氛，所以我沒有看到那句，但我自己在寫筆記，也寫了流離之書、流離失所、流離不失所⋯⋯為什麼只有前兩個字沒有後兩個字？是不是那是一個新的身份定位，接受流離作為一種身份而因此不失所了。
這句話的意涵蠻好的，作者跟自己某一種糾結的和解，接受drifting作為身份的一個面向。「失所」是你依然在尋找、不滿足現狀，你不知道自已應該在哪裡，其琪有一段時間是這樣的，剛離開香港到台灣的時候，就一直在香港和台灣之間糾結，再回去自己的國家中國，後來疫情爆發，被迫停留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
我之前作為其琪編輯，會感覺他應該還在糾結中間，到底應該對哪裡承諾？對哪裡建立長期關係？有點像是談戀愛的人，有好幾個牽掛，那到底應該停在哪裡。在這種狀況下，你會失所，因為你就是在尋找不滿足，因為總是想著A辜負B對不起Ｃ，但我也不確定是什麼原因，好像其琪身上這種感覺就平靜下來，接受流離是一種身份，因而不失所了，像是此時此刻我在台灣，因為命運也好，因為感情也好，因為學習、工作機會也好，這個狀況是流離，就投入在台灣能投入的事情。這本書應該也有呈現出這個過程，這蠻有趣，也是蠻難得的一點。
其琪作為記者，總是能跟非常有戲劇性的事件綁在一起，與命運最支離破碎的人產生共振。這是一個普通人不太能有的生命經驗，跟顛沛流離的人綁在一起。但她在這種很激烈的狀況下，好像是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不繫之舟吧，沒有要約束它束縛它，看它要飄去哪裡，但此時此刻也都能安於現況。似乎是這樣的感覺。
回應其琪所說，我本來確實有一個框架性的感覺，我自己比較習慣和喜歡從結構角度去思考人，這個習慣可能也養成作為一位記者，或處理很多框架的溝通的時候，因為你需要給人一個座標，加上我也很感興趣人與歷史，人跟他所處的時代跟歷史的相互塑造，我們應該都很相信人會長成今天這樣子，不是我們的天賦異稟而已，可能百分之70、80都是來自於身處環境、時代條件、歷史結構，20年前出生的金其琪，跟20年後出生的金其琪肯定不是同一個面向。尤其是想她對於周遭環境的吸收能力這麼強，不管是說她像一塊捕夢網，還是海綿，她很容易受某一種世代的綜合結構所影響，以上是我原來的分析框架。
我原來試圖想說的是，確實我們不太容易見到這樣的經驗，她在北京、香港、台灣剛好是各四年的平均經歷，這過程又剛好中港台環境劇變15年左右時間，她可能是見證最開放到最糟糕，可能還沒有到最糟糕（笑）。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記者的身份，可以觸碰到這些變化中間最劇烈的部分，加上她本身非常敏銳以及很好的表達能力，會把這些東西書寫出來，這些書寫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塑造，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我本來想說的是，可以說是中港台過去十幾年的變化塑造了今天的金其琪，這是我原來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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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重新再去看書裡的文章，包含其琪的自述，加上我也希望自己能嘗試從這種過於結構主義的視角擺脫出來，倒不是說貶低人的能動性，而是好像說得太清楚，就像其琪所說的「寫混沌比寫清楚難多了」。
太急於下一個定義，太急於為了一個清晰的溝通而硬要把她放在某一個座標上。座標太清楚了，清楚到有點失真。我後來想的是，這種過程裡的人也很多，包括我自己，經歷過中港台的新聞記者、媒體人，最後交出來的功課也好，呈現出來的材質也好，跟她是很不一樣的，這是她很特質的部分。
所以在推薦序裡想特別去描述的是「捕夢網」的狀態，她只是恰好掉在這個地方。對這樣的作者來說，如果不是在中港台的結構，在任何其他的結構，她可能呈現出的內容是不一樣，但氣質是滿類似的，那個氣質並不專屬於某種時代結構，而是更屬於她自己，或是她自己的原生經歷。
就是在任何一個遠方，她跟你講一個非洲故事，你好像也沒有覺得這麼遠，因為她在講一個不在我們熟悉的政治社會大結構之內的故事，她也能捕捉到那個人身上某種drifting的氣質，或者是她的命運讓她產生強烈共鳴的東西，她很容易抓出來帶到你面前。我所說的「恩怨相連」是這個意思，讓你覺得跟一個非洲人之間沒有這麼遠，因為我們在憂慮的東西、在歡喜的東西、在痛苦的東西，其實很像。這個能力非常特殊，也是其琪很優秀的部分。所以我後來就放棄很結構性的那篇推薦序，變成一個希望回到她的主體去描述她在寫什麼。
如果寫作目的是為了好的寫作呢？
金：你說座標太清楚到有點失真，我覺得這也是我這幾年才明白的事情。像是書裡寫得很多的人，一開始我們去採訪一個離自己比較遠的人，沒有聽過的一個文化，就是會去做功課、找資料嘛，其實很簡單的，像是我要採訪阿美族，就搜尋「阿美族」、「儀式」，蒐集這個領域的論文或者出版品，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學術訓練帶給我的影響，比如說，在寫創傷，書裡也有一兩篇是寫到創傷，我發現，我會看不同的族群他們在面臨創傷所留下的紀錄。
我們系裡有很多研究原住民的學長姐，其他學校的人類學系，也有很多從病理化去研究創傷，或政治暴力創傷，或歷史上的代際創傷，甚至是天災，這些東西其實都是可以去做的功課，我就會覺得說，不再像以前，從單一族群或主題角度去做準備和想像它。
做準備的過程，不是我看了那些資料我就記住了，就知道我要問什麼，只是在做一種準備及想像，我會跟這個人聊到什麼，聊到什麼的時候可能寫成什麼樣子。可是如果一開始準備時候看的東西已經不一樣，我覺得最後寫出來也會不一樣。
但我老實說，這本書可能真的要到比較後面的文章，我才有做這樣的變化吧。而且我自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變化。我只是剛來台灣念人類學的那一兩年，會覺得有點困惑，突然發現我不會寫稿了，越寫越慢，越寫越長，有時候必須要違背過去學到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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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期的文章也有在書裡，比如南方澳漁工之死〈漁工之死，與他們活過的南方澳〉，他是一個災難，一個突發的事件，可是我寫著寫著，就發現不能只寫他們的死，要寫他們曾經活過的那個地方，那個空間之間彼此塑造印記，在他們死後仍然留存，而且他們身邊還有很多人還活著，寫那個社群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一個傳統的報導，可能找死者家屬，去殯儀館，問一下公部門賠款，問一下人權NGO有什麼訴求，但我到後面完全不是在寫這些。我才發現，我並不是要符合新聞的某一種準則，或是人類學的某一種準則，而是我心裡面想要寫的某一種準則吧。
陳：剛剛你在說有掙扎期的時候，我在想一定是南方澳那一篇文章，我感受到那裡面的不同。人類學很擅長不要去做，簡單來說不要去做判斷，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而是不會太快去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我自己對新聞的偏見，大家可以指正我，新聞故事的發展往往會有一個非常清楚每一個角色是什麼樣子的人，而人類學比較像是，每個人都有很多面貌，大家碰在一起時，某一個面貌會比較凸出一點，我覺得南方澳那一篇文章就是讓我看到這件事情。我們對於一個台灣移工的故事往往有一些很清楚的模型，仲介、船東、移工各是什麼樣子，都有刻板印象，但其琪那篇文章寫出這些角色的模糊性，沒有好人沒有壞人。
金：兩位都有講到和解，或接受流離作為一種身份。和解的意思，我到現在也不覺得自己有完全跟自己和解，有時候也會覺得出這本書是在假裝和解，好像把這件事拿出來講，流離也蠻瀟灑的。但是我在新書分享的時候，我又會很反感有些讀者會不會覺得我去很多地方很酷，好像是到了lonely planet的新書分享，我會忍不住說其實是很痛的喔，或者看到辦分享會的主辦方寫的文宣說「迷人的流離」，我就會想說是我的痛苦很迷人嗎？
我會有一點來來回回地覺得說，我想把這件事描述得詩意一點，接受它一點，但不能假裝它沒有痛苦，是很痛苦的，裡面每一篇寫的人都是很痛苦的，但又痛苦又有生命力啊，裡面沒有一篇的人是完全被打倒在這麼地面上，或者說他並不是都走完了那個痛苦，很多人還卡在一個大時代的結構裡，或自己的某個生命階段裡，但我覺得是有可能性的。我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可能性，也是我給自己的可能性，告訴自己我不是被定義的誰誰誰，也可能可以不急於去定義自己是怎樣的人，反而因為這種過程，會遇到很多與自己相似的人。
很多人會問我，什麼時候會安定下來？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最近找到一種回答的方式，在安定下來之後，也許你就再也遇不到某一些人，或者是遇得到但再聞不到相同氣味，就很像貓咪一樣，如果沒有那層殼的氣味，對方才會願意敞開心胸說故事，我也可以在這種對話中更認識自己，更認識他，最後更認識這個世界多一點。過了這個階段的話，可能以後我就不寫這種故事，我覺得是有可能的。所以潔平所說的氣質，可能是我人生前30年的。
我接受流離作為一種狀態，也是人類學對我的影響。我來台灣唸書之後，在課堂上學到很多關於「我」──能不能把「我」提出來？因為它其實跟以前做新聞的訓練有點相違背，寫報導不可以有太主觀的意見在裡面。可是人類學家明顯不是這樣寫民族誌的，但為什麼我們覺得那些民族誌這麼好看，這麼貼近真實，為什麼我們這麼抗拒自己呢？為什麼要把自己藏起來？如果我的寫作目的不是為了寫好的新聞，而是好的寫作，那也許我就不用一直把我隱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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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以前其實不在文章裡面放我自己的投射，可是我覺得這個學科讓我比較自由一點，它告訴我，我自己裡面的東西可以幫助你更好地去書寫，但我不是完全否定做新聞所學到的，對我影響非常大的，我到現在也很堅持人類學書寫需要有公共性，這就是新聞學帶給我的影響。
張：對新聞也好，對人類學也好，都沒有塑造好人壞人，任何領域都有比較不好作品的這個結果。
真正的好作品，不管是虛構、非虛構，都沒有要這麼做，這不是一個學科的偏見，但問題是，新聞要處理的是資訊傳達，傳達比較容易的，就是一兩句話提煉出印象，常常是複雜事情的一個切片，切片會不會加重偏見，確實容易有這樣的結果。
我覺得寫作者有個本分，寫給誰看一開始就不一樣，寫給自己看，那就寫給自己看，但你為媒體寫一篇文章要給公眾看，那就是要寫給公眾看。這個本分來自於，受訪者給你這個故事，並沒有期待你只留給自己看，是要透過你告訴更多人，轉譯的本分是必須要做的事，你需要讓更多人能夠理解你的受訪者的狀態，我相信這不分學科，這是倫理關係。那下一步，你要怎麼樣轉譯給很不一樣地方的人，嘗試去找到人性共通的地方。
我們一邊在強調「我」的個人，不用那麼地被抹殺的同時，是不可以忘掉基本的底線。
混沌迂迴的多面性
張：我其實一直有一個問題想問其琪，我留意到你在這本書的分享與溝通，非常在意別人有沒有準確理解你，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因為對自我尋找的焦慮，像是你剛剛說，不希望大家輕視流離的痛苦，別人說很酷、很迷人，說不定指的也是這樣的生命力呢，你的反應體現出焦慮於這個狀態有沒有被準確傳遞，我好奇這個焦慮來自於哪裡呢？
陳：那天我們討論怎麼講這本書，你也有說擔心大家沒有看到這本書，如果只講你而沒有講這本書的時候，我覺得你對這本書如何被閱讀有一個期待。我換一個問法，矛盾之處在於，你希望寫出混沌而非清楚，我也完全不認為說，人跟寫作就是要讀者明白這件事，那所以，什麼叫做看得懂這個故事？
金：故事寫得這麼迂迴曲折，我希望把這些人的很多面向表現出來，不要被片面理解或不要被誤解，因為他們跟我敘述或我跟他們做田野，已經遺失掉一部分，我再寫出來，又遺失一部分，文章被人讀到，又遺失一部分，我希望遺失到最後，重要的東西還在。
陳：你希望讀者看到多面性，被簡化的話，你就會有點憤怒或自覺不夠，你前面提到的人類學如果沒有公共性你不能接受，我不覺得每個人類學家都是這樣，但對金其琪而言，寫作是有公共性的，那個公共性就是你的追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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