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最後治台失敗， 固由於台灣人民無法接受另一個類似日本殖民政府的集權統治與經濟擠壓， 更因為這一交集所建立起來的特殊政治經濟體制，提供派系腐化一個很好的機制。」〔13〕陳儀所派接收官員要的是「五子登科」，亦即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位子。陳儀手下大將包括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工礦處長包可永、財政處長嚴家淦、民政處長周一鶚，則因都是貪汚要錢，而被台灣人稱之為「四凶」。民報在台灣「光復」一年的社論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得很，祖國的政治文化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憤的，是貪污舞弊，無廉無恥。」在短短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陳儀竟然把台灣治理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憤恨不平，台灣人不得不起來抵抗暴政，導致二二八慘案的發生。
二二八爆發，陳儀一再請兵
陳儀的公賣局查緝員竟然配槍。在1947年2月27日晚，查緝員以手槍槍柄敲擊賣煙婦林江邁頭部，以致頭破血流。圍觀群眾極為氣憤，查緝員又開槍殺死看熱鬧的陳文溪。群眾要求警察局和憲兵隊把傷害人命的元兇緝捕處理，但未獲結果，因此隔天2月28日大家集結遊行。下午1時群眾敲鑼打鼓來到長官公署（現今的行政院）要向陳儀請願，要求懲辦兇手，撤銷專賣局，衛兵竟然開槍，結果殺死二人傷四人。不過海軍台北辦事處則報導：「被衛兵擊斃八、九人。」［14］民眾更為憤慨 ，在下午佔據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於是全島起來抗暴。陳儀用高壓及殘酷的手段對付台灣人，當然會有強烈的反彈。
二二八發生前不久，1947 年 2 月 10 日蔣介石就已下令陳儀：「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15〕。2 月 28日下午6時陳儀宣佈台北市臨時戒嚴，也電告蔣介石群眾示威的情況。陳儀的侍衛舒桃那時專責文件收發，於 1995 年 3 月 2 日作證說，隔天蔣介石立即回電，命令陳儀「格殺勿論」及「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16〕。陳儀倚仗如此的授權和命令，就胡作非為，大開殺戒了。
陳儀宣布台北市戒嚴後，出動軍警鎮壓人民。消息傳開，台灣全省各地均發生民眾反抗，響應台北之行動。至此一年多來，因陳儀政府貪腐失政所累積的龐大民怨爆發了，由台北市而起，全台響應反抗政府，各地發生軍民衝突及把氣出在外省人身上。3月1日下午5時，陳儀看到台灣人民羣情憤慨，愈演愈烈，他不得不向全台廣播，希望疏解民怨，而宣布：一、懲凶；二、撫恤傷亡；三、今晚12時起解除戒嚴，禁止罷工、罷課、罷市、集會遊行。陳儀雖如此廣播，他卻秘密召集手下商議對策，一方面向南京請求派軍隊到台灣，另一方面調台南、鳳山部隊北上增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