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戰以後的和平時期，一個魚米之鄉的台灣竟然在短期間內變成嚴重缺糧，主要原因就是陳儀掠奪台灣的糧食去符合蔣介石的內戰需求，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當時的情況比日治時代糟糕很多，所歡迎的王師竟是一群土匪強盜。台灣民智已開，期待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四十二條要求，主要是爭取地方自治及由台灣人治理台灣。沒想到回歸祖國，變成次殖民地，當然民怨沖天，導致二二八的衝突。
3.中國人佔盡高位，歧視台灣人
1945年底，長官公署上層官員清一色為外省籍人士，二十一名首長中，僅有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為台灣人。「即使是日據時代 ，台人在總督府內擔任奏任（相當於薦任）級以上的高等官也有17人」， 況且宋斐如還是一個半山 。〔9〕全台十七個縣市長中，只四人為台灣人，這些台灣人也都是從中國回來的半山。簡任及以上的高級官員外省籍佔百分之九十九點二；薦任的中級官員外省籍佔九十三點四。
「台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則清一色為該院長之親戚，…佔全法院約五十人之過半數。」「花蓮港監獄長之岳父任該監獄之教誨師，其妻舅亦任職獄內。」像這種濫竽充數，牽親引戚的例子，不勝枚舉，讓台灣人憤憤不平。 到1946年10月為止，有近一萬九千名台籍文官因裁員而失去工作，卻新聘近萬名外省籍人員。［10］陳儀嚴重歧視和壓制在台灣的本土人士，增加省籍的對立。
4.貪官污吏，營私舞弊
台糖公司由日本官方和民間製糖會社所接收的十五萬噸白糖，陳儀交給貿易局，運到上海出售，販賣所得被陳儀和四大家族（孔祥熙、宋子文、蔣介石、陳果夫、陳立夫）等分贜殆盡。王添灯在省參議會質詢專賣局長任維鈞說：「你知不知道專賣局報銷七十公斤鴉片這件事？」該局長竟然回答：「聽說是給白蟻吃掉了。」如此公然說謊，嘆為觀止！陳儀在福建的老幹部台北縣長陸桂祥變賣敵產物資，被人檢舉貪污。他更找人放火，把縣府會計室和稅捐徵收處燒得精光。類似貪污不法事例，層出不窮。［11］
劉文島奉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命率領「中央清查團」到台灣調查 ，從1946年7月考察四十多天 ，發現貿易局長于百溪及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證據確實，遂備公文附證據，移長官公署辦理。陳儀卻遲遲不做處理，直到 劉文島在上海發表談話指責，于、任二人才被移送法院。當法院將兩人拘捕，長官公署反而替他們說話 ，謂未辦移交不能拘捕 ，于、任因而得以具保釋放。陳儀更寫信迫使法院檢察官不准起訴 。」［12］陳儀包庇下屬及縱容貪官，因此營私舞弊愈來愈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