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雄觀點：如何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

文化部長李永得於2021年9月13日上廣播節目表示，中正紀念堂是要處理，但應具備「歷史評價的完備」及「法治程序的完備」。李永得認為，蔣介石的功過大家見仁見智，但無論什麼樣的評價，都應該經過司法途徑，才能作為公權力執行的依據。這是接續他在1月20日所言:「現在抗議者立場稍趨向溫和，不主張拆館與拆銅像。」

李永得知道走司法程序，可能10年官司也打不完，而促轉會到明年5月就要結束。用這種拖延方式就可以留下中正紀念堂內的黑銅像。

9月23日在寳島聯播網，李永得又認為蔣介石的歷史性貢獻在於讓台灣免被中國共產黨統治。實在不知所云。如果沒有被中國人唾棄、逃難來台灣的蔣介石軍隊，台灣就和很多國家一樣，經由民族自決而獨立了。台灣是倚賴美國第七艦隊保護的，不是蔣介石的功勞。就是有功，蔣介石在二二八應負的責任仍不會消減。

非要司法審判，而要還原歷史真相

轉型正義是總統蔡英文第一任就職演說，宣示要完成的重大工作。促轉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必須做的主要事項是：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等。

寫歷史不是司法問題。司法程序是要定罪，亦即鞭屍，筆者是二二八遺屬，也不期望如此。我們要的是還原歷史真相，把這一段慘痛的歷史記下來，讓後代的台灣人記取教訓。我們也希望轉型正義工作早日完成，譲台灣社會可以和解，往前邁進。

李永得也提到對蔣介石「歷史評價的完備」。本文將詳列在二二八慘案期間，蔣介石本人非常多的作為及言詞，來確定他的責任，並給予評價。

令陳儀「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

1.嚴厲要求陳儀，對群眾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二二八發生前不久，1947年2月10日蔣介石就已下令陳儀：「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1〕意思是陳儀可以胡作非為，但不准放過一個共產黨徒。

2月28日陳儀宣布臨時戒嚴，也電告蔣群眾示威的情況。陳儀的侍衛舒桃那時專責文件收發，於1995年3月2日作證說，隔天蔣介石立即回電，命令陳儀「格殺勿論」及「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2〕。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1992年接受賴澤涵訪問時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3］證明他們殺台灣人，都是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來做的。

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殘暴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試看1936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4〕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不察台灣人抗爭原委，直接調兵來台

2.誤解台灣當時的實情，不聽勸阻。2月28日蔣介石在日記反省中寫道「台灣暴民乘國軍離後，政府武力空虛之機，發動全省暴動，此實不測之禍亂，是亦人事不臧，公俠（陳儀）疏忽無智所致也。」3月1日的日記也說：「其暴動地區已漸擴大，以軍隊調離台灣是亦一重要原因也。」〔5〕

不察台灣人抗爭的原委，軍人蔣介石的直覺反應就是即刻於3月3日下令昆山的駐軍開赴台灣及於3月5日調21師來台灣。［6］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蔣介石在3月5日大舉派兵的原因是：「台灣事件已演變至叛國及奪取政權階段。」［7］蔣介石認為台灣人民要求改革及抗議貪腐是意圖脫離中國、背叛中國的舉動，這種草率與錯誤的判斷，促使他對台灣進行無情的屠殺。蔣介石於3月7日的日記：「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及「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8］蔣介石也就大殺一番，給台灣人下馬威了。

3月10日蔣介石在總理紀念周上的公開談話，將二二八歸咎於「昔被日本徵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胞，其中一部分為共產黨員」，並說他決定派兵來台是因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9］這是蔣介石自欺欺人，編造出兵的理由，因為處理委員會到3月7日才提出42條要求，而且他自己也承認台灣當年幾乎沒有共產黨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3月4日中央社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台灣新生報也說，在3月5日除了嘉義以外，台北、台中、彰化、台南、花蓮等地都已恢復秩序及商店開市。台灣人怎能料到，過不了幾天，蔣介石派大軍來報復屠殺呢？

3月6日台灣省全體參政員緊急上電蔣介石，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10］3月6日監委邱念台也致電于右任謂：「希寛大處置，藉消萌孽以防離間。」［11］3月6日晚，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找蔣介石談台灣情勢，希望和平處理。在中國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的台灣相關社團以及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等，都向中央一再呼籲，不要派兵來台灣，赦免參與民眾。

3月7日蔣介石却特別電告陳儀：「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事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請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份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12〕可見蔣介石剛愎自用，不聽勸阻，執意武力鎮壓，教訓台灣人。

蔣介石的細膩指揮，證明他主導派兵來台

3.派大軍鎮壓，對台灣民眾展開報復行動。3月3日蔣介石立即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開台平亂」，且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13］依照蔣介石的指示，參謀總長陳誠也在3月5日報告：「已令21師劉師長率師部及146旅之1個團即開基隆」、「著憲兵第4團駐福州之第3營即開台灣歸制」及「著憲兵21團駐福州之1個營即開基隆」。［14］蔣介石更於3月8、9日連續兩天召見21師師長劉雨卿，親自指導如何鎮壓台灣人。［15］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3月9日下午劉雨卿由南京乘專機飛台灣，旋即晉見陳儀，轉達蔣介石必須「面詳一切」的交待，很可能是鎮壓的秘密指令。［16］3月8日蔣電告陳儀「今日情勢如何，無時不念，望每日詳報。茲已派海軍兩艘來基隆，約9、10各日分期到達，21師第2個團定明9日由滬出發。」蔣介石同日又詳細指示陳儀：「各處倉庫所存械彈約有幾何，請詳報。與其為暴徒奪取，不如從速燒燬。此時應先作控制台北、基隆二地之交通、通信，與固守待援之準備。台南則固守高雄與左營，勿失為要。日內即有運輸登陸艇二艘駛台，可派其作沿海各口岸聯絡及運輸之用。基隆與台北情況，每日朝、午、夕作三次報告為要。」［17］。

由蔣介石的細膩指揮，足見是他主導這次派兵來台灣的軍事運作。3月9日上午，陳儀根據蔣的電令：「斷然戒嚴，制止動亂」，在21師抵台後，再次宣布戒嚴，軍、警、特展開無情的屠殺。［18］

林木順在隔年2月，把當時二二八的情況記錄在「台灣二月革命」一書。他見證，由中國來的士兵們竟然說：「上頭准許我們來殺他們，這幾天來，殺得真痛快！還得再殺，殺光了，看他們還能造反不成？」如果不是蔣介石的命令，沒有將官敢縱容他的部屬如此亂來。3月27日抵達台灣調查的監察委員邱念台，在4月11日給院長于右任的報告也證明：「3月8日以後，軍警擴大屠殺。」［19］邱念台實地調查，發現非常多台灣人無辜受害，就把二二八定調為「屠殺」了。

3月12日中統局報給蔣介石的情報指出：「9、10兩日國軍絡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20］大軍展開報復行動，在基隆還沒上岸就用機關槍掃射，浮屍遍佈基隆港，殺向台北，及繼續往南挺進，台灣人非常恐慌。除了在台中及嘉義有小規模衝突外，黨軍沒有遇到有組織的抵抗，卻報復性地胡亂殺人，把台灣民眾當成敵人。

蔣介石看到這份情報，擔心黨軍的「報復手段」會遭受指責，也就於3月13日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但這是馬後炮，裝腔作勢而已，因為主要的屠殺已完成了。［21］黨軍的軍紀非常不好，很多這種治軍的吩咐，不被軍頭們所重視。

到了3月31日，蔣介石得意地在日記中說：「台灣全省各都市為暴徒共匪脅制，叛亂情勢嚴重已極，竟能如計處理，次第平服。」〔22〕顕然成功地依照蔣介石的計謀進行殺戮，令台灣人再也不敢造反。蔣介石在3月10日送急電給陳儀：「聞21師第1個團已到台北，未接報告，甚念。昨、今二日情勢與部隊到達後之處理方法，希隨時詳報。」〔23〕顯然陳儀指揮軍隊太忙，沒有送出報告。

不過蔣介石竟然預知會殺死很多台灣人，需要慰間，所以在3月8、9日間早就指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灣宣慰。3月17日白崇禧來到台灣，當晚白崇禧的廣播一開始就說：「奉蔣主席的命令宣慰台灣，對此次遇難同胞，代表宣慰。」［24］蔣介石本人在3月間也對台灣廣播，保證：「各縣市長提前民選、未民選前盡量登用本省人士。」及「與此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共黨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從寛免就。」〔25〕

事實上，蔣介石的話並沒兌現，只是欺騙台灣人而已。蔣介石兼全國綏靖區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而白崇禧任副主任委員。白崇禧來台的主要工作是督導21師的運作，立即在3月20日上午10時召開軍事會議，由陳儀、柯遠芬、葛敬恩、冷欣、吳石、郝中和、何孝元等軍事長官參加。［26］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白崇禧下令把台灣分成7個綏靖區、派任7個司令官及推動清鄉。陳儀雖已在3月17日正式向蔣介石請辭，仍得依照白崇禧的指令，20日當天下午立即對外宣布，設立綏靖區，並於隔天起實施嚴厲的清鄉。黨軍以互保連坐制度為威脅，地毯式地追殺參與二二八或涉嫌共黨的人，羅織殺害更多的台灣人。

其慘況可參照3月27日中統局長葉秀峰的情報：「陳長官善後處置仍採高壓政策，凡稍涉事變嫌疑者每加毒殺，被害者已有四、五十人，對青年學生妄殺尤多，致使人心惶惑社會益形不安。」［27］21師的報告說：從3月8日登陸至31日，共用約20萬發子彈、1200顆手榴彈及700發砲彈。［28］

這麼多的槍彈打在台灣人的身上，死傷當然難以計數。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所完成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估計共約1.8萬至2.8萬的台灣人在二二八受害。〔29〕白崇禧1947年4月6日的報告書竟然謊稱台灣只死了304人，顯然蔣介石獨裁政權企圖隱瞞屠殺的事實。［30］

陳誠反對白崇禧用軍法審理

4.認可陳儀在台灣的暴行。3月7日陳儀報告蔣介石：「目前我因限於武力，十分容忍，21師到達後，當收斧亂之效。」［31］陳儀已明言，在21師到達後，要屠殺報復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也證明，陳儀「大動殺機」。［32］國民黨第6屆三中全會很快在3月22日決議，將陳儀「撤職查辦」。

然而蔣介石不只認定陳儀不必負責，還出言辯護其「善盡職守」，甚至以「鎮壓叛亂異常出力」記大功二次給予嘉獎。後來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陳儀撤職，不過旋升任為浙江省主席。〔33〕顕然陳儀所作所爲都符合蔣介石的心意，亦即蔣介石須擔負陳儀的罪責。後來陳儀要投共，而被蔣介石處死，竟然有人說，殺陳儀是蔣介石為台灣人報仇。

5.認可白崇禧違法下令以軍法處死台灣菁英。在1948年2月25日白崇禧給蔣介石的報告，自己承認說：「當職奉命赴台宣慰時，該省警備總司令部請對暴亂案內人犯，暫由軍法審判以資鎮懾。經職一再權衡，……准如所請，將暴亂案內人犯得依《戒嚴法》第九條規定，自行審理。」［34］

21師登陸後，陳儀就開始大量逮捕台灣菁英，並在3月11日及13日把已逮捕的名單呈送蔣介石。到3月17日白崇禧抵達台灣，陳儀及柯遠芬立即向他請示，要如何處置這些人。白崇禧為了「鎮懾」（鎮壓及嚇死）台灣人，因此下令用「軍法自行審理」。那時候軍方的認知是，軍法自行審理就可隨意處死犯人。

對此，參謀總長陳誠極不贊同，早在1947年6月16日送簽呈給蔣介石：「該省前次事變情形，似僅合於《戒嚴法》第14條之規定，應交由司法機關審判。惟據該部電稱，係遵照本部部長蒞台時所頒，該省在戒嚴期內准予適用《戒嚴法》第9條之命令辦理。」蔣介石的幕僚也提醒說：「惟台灣並非接戰地域，自無適用此項條文之餘地。且同法第14條又明白規定，國內遇有非常事變對於某一地域施行戒嚴時，在該戒嚴地域內不得侵害司法機關之職權。」［35］蔣介石接受白崇禧的違法殺害台灣菁英，不予申斥或處分，意即蔣介石要負起這些責任。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參與事件者事後都加官晉爵

6.隱瞞逮捕施江南醫師，即為謀殺台灣菁英的共謀。施江南醫師發起民間募款，接濟滯留南洋的台籍兵返回故鄉，很得大家的欽佩。施江南於3月11日被軍人逮捕，不知下落。施江南的大女兒於5月13日寫了一封以「北一女中學生施玲玉」具名的陳情書給蔣介石。蔣介石經由其參軍處回覆說：「因時過境遷，經派員多方偵查毫無結果。復查本部案卷內，並無受理施江南案件，所屬各綏靖區及憲警機關查報拘捕暴亂人犯，亦無施江南其人。且查事變起至3月15期間，全省陷於混亂狀態，奸黨暴徒仇殺狙擊無法防制。」［36］

事實上，3月11日及13日陳儀送給蔣介石的兩份已逮捕人犯名單上都有施江南的名字，怎可欺騙「並無受理施江南案件」，還把謀殺的責任推給「奸黨暴徒」呢？顕然蔣介石知道是非法逮捕，所以必須遮掩，可見蔣介石是共謀。［37］

7.沒有軍政首長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懲處，亦即認可他們的暴行。有人以蔣在3月13日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意圖為蔣介石脫罪。首先這命令是在主要屠殺完成後才發出的，其次這些暴行如果不是蔣介石授意或允許，則事後蔣介石應該追究責任及糾正過失。

1948年1月監察院給蔣介石的二二八正式調查報告，由院長于右任簽名，文中指出：「官警妄殺於先，民眾毆打虐殺於次，軍警枉法逞威，過度殘殺於後，至於有關違法失職之上級官吏軍警，則政黨上下雖多請懲治，而未聞懲治一人。」［38］監察院證明確實有軍警屠殺的事實，但是蔣介石却包庇他們，事後沒有任何一位軍政長官因此而被論處，沒有人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追訴，反而大部分的將官得到奬勵及晉升。

最侮辱台灣人民的就是給陳儀記大功二次及升為浙江省主席。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晉升中將，任金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兼金門縣長。彭孟緝殺人有功，記大功二次及提拔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隔年更獲頒四等雲麾勳章。抓台灣菁英的憲兵第四團長張慕陶，升憲兵東南區司令部副司令。21師師長劉雨卿則接任重慶警備司令。澎湖要塞司令史文桂升陸軍中將及台灣炮兵司令。製作名册及殺害台灣菁英的保密局台灣站長林頂立，則出任《全民日報》社長，後來改組成《聯合報》，並任發行人。蔣介石認為，他們殺台灣人都建了大功，亦即蔣介石須為他們的罪行負責。

把台灣當成戰利品、輕視台灣人

8.蔣介石身為主席，應承當中國國民黨的眾多惡行。當年是訓政時期，以黨領政及以黨領軍。因之，二二八前後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完全是國民黨的責任。軍隊是國民革命軍，亦即黨軍。

在1947年非戰爭時期，短短3個月內，共約1.8萬至2.8萬的台灣人為黨軍殺害，這些也都是國民黨的責任。在那封3月12日中統局的情報還有一段：「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10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這個情報敍述，國民黨台灣省黨部製作名冊，命令警備司令部乘機逮捕及謀殺台灣菁英。

吳濁流在《台灣連翹》記載，當年出任國民黨新竹黨部主任委員的彭德在1973年底透露說：「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200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啓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黄朝琴等人。」也注說：「只因這份黑名單，悲劇的歷史上演了，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39］因為國民黨知道那是非法謀殺，所以要滅屍，也要否認有逮捕人。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1947年3月21日駐台北的英國領事丁果（G.M. Tingle）報給南京英國大使館的電文：「政府不遺餘力追尋並殺害領袖人物，……殺人如麻的目的，是使福爾摩沙人不再有未來的領袖。」〔40〕足證國民黨有計畫地謀殺非常多台籍菁英。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在3月4日約見蔣渭川，跟他說：「為今之計，惟有籲請中央，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41］可能蔣介石接受他的建議，而大舉派兵威嚇台灣人。

9.把台灣當成次殖民地。不像中國其他地區成立省政府，蔣介石在台灣竟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集權式統治。陳儀後來曾經為這種備受詬病的新殖民體制辯稱說：「人家攻擊我在台灣不該實行政治建制和經濟建制的特殊化，其實這是主席[指蔣介石]交代我的兩項根本政策。」［42］

由於蔣介石把台灣當成戰利品及輕視台灣人，故採用這種不民主的新殖民體制。官員和軍警踐踏司法、干預案件，甚至有警察包圍檢察官及對法警開槍等無法無天的行為。〔43〕蔣介石更從台灣大量搜括物資到中國，支援國共內戰，導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當時的情況比日治時代糟糕很多，蔣介石是難辭其咎的。台灣民智已開，期待言論自由和政治民主。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42條要求，主要是爭取地方自治及由台灣人治理台灣。沒想到回歸祖國變成次殖民地，當然民怨沖天，導致二二八的衝突。

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及中國國民黨主席，是最高領導人，掌握黨、政、軍、特大權，唯有他才能決定派兵來台，也唯有他的授權，陳儀等人才敢胡作非為，也唯有他的指示，軍隊才會任意殺人、不用經過審判、槍殺無辜，且事件之後，相關軍政首長沒有人受到懲處，反而晉升。蔣介石顯然已先知道，援軍一到，就會展開屠殺，所以在3月8、9日間就預先指派白崇禧來台灣宣慰。

由以上這麼多史實，可見蔣介石對事件介入程度極深、干預層面極廣、而且一再欺騙，足證「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應負最大責任。在總統府前面中正紀念堂內的黑銅像是公然表揚二二八慘案的元凶，極端侮辱台灣人，公義何在？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若無蔣介石，何來台灣的安定繁榮？ ｜ 更多文章 ）

［1］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57。〔2］《自由時報》1995年3月3日。［3］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4〕李筱峰著〈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兼論其責任問題〉，刊於李筱峰網站。〔5〕 蔣介石日記1947年2月28日及3月1日。〔6〕 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所發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167。［7］秦孝儀編纂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8］陳儀深文〈蔣介石日記與二二八責任〉，刊於台灣日報2008年9月12日。［9］中正文教基金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10］《民報》1947年3月7日。〔l1〕 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121。［12〕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94。［13］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70。［14］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68。［15］陳儀深文〈蔣介石日記與二二八責任〉，刊於《台灣日報》2008年9月12日。［16］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06。［17］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05、107。［18］國史館《蔣中正致杜胡宗南繼承等手令登記簿》，頁39。［19］陳儀深文〈是報復屠殺 不是官逼民反〉， 刊於自由時報2007年1月23日。［20］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46。［21］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63。〔22〕蔣介石日記1947年3月31日。〔23〕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34。［24］白先勇等著《白崇禧與二二八》，頁43、65。〔25〕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181。［26］《台灣新生報》1947年3月21日。［27］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230。［28］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頁225。［29］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頁73。［30］白先勇等著「白崇禧與二二八」，頁363。［31］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92。［32］李翼中所著《帽簷述事》。〔33〕李筱峰文〈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 兼論其責任問題〉，刊於李筱峰網站。［34］「大溪檔案」，頁539。［35］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352。［36］張炎憲等採訪《台北南港二二八》，頁117。［37］王克雄等編《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頁292。［38］陳儀深在國史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新書發表會所言，見自由時報2017年2月24日。［39］吳濁流著《台灣連翹》。［40］黃惠君著《激越與死滅》，頁211。［41］李翼中著《帽簷述事》。〔42〕 何漢文著〈台灣二二八起義前因〉，收錄於《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上册。〔43〕 薛化元文〈二二八事件70週年與轉型正義的省恩〉，發表於想想論壇2017年3月2日。

＊作者為美國台灣研究院的發起人之一、美國二二八教育基金會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