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陳逸松和劉明曾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大肆活動，又是有錢的台灣人，就一再有人密告他們兩人。1948年5月更有人向南京保密局密告，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情報處長姚虎臣特在1948年7月15日寫了一封信回報，詳細說明這兩員的真正身分：「關於劉明參加叛亂一案，頃據陳達元同志電稱：略以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3月4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3月6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聯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白部長返京之日，陳長官且條派姚副官親到弟寓查取該員簡歷，荐充新任台省府委。所傳參加叛亂，確非事實。」〔55〕。
1952年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在他的〈帽簷述事〉一書也批露：「警備總司令部（3月9日）6時宣佈戒嚴，於是軍事佈署略定，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張克敏、高欽北、周達鵬為大隊長。」〔56〕以上這兩份史料明確證明陳逸松在別働隊有領導地位，不是副司令，就是參謀長。別働隊意即特別行動隊，軍統局設許多別働隊，專做暗殺、縱火、爆破、綁架、逮捕等各種恐怖活動。
陳儀派陳逸松、劉明滲透二二八處理委員會
二二八發生後，台灣有識之士立即於1947年3月1日上午10時在中山堂成立「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的請求。經由陳儀的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在台北市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的籌備會，為了向陳儀提出改革的要求。軍統局的陳達元少將那時擔任行政長官公署簡任參事，亦即陳儀的參謀。姚虎臣的信說明，陳達元得到陳儀的核准，於3月4日「運用」劉明和陳逸松這兩位特務進入處委會進行反間工作。陳儀更於3月6日在警備總部成立別働隊，派林頂立擔任司令及派劉明和陳逸松擔任副司令。
陳逸松天天參加處委會開會，把發生的事情每日向陳達元報告，再由陳達元轉報陳儀。陳逸松是律師，也就參與起草處委會的組織大綱和對政府的要求。3月5日下午4時，陳逸松主持會議，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八項政治根本改革方案」。蔣渭川批評：「處委會被陳逸松、劉明及特權人士一手包辦、把持。」陳逸松為處委會的常務委員，委員會下設處理局與政務局，陳逸松更兼任政務局長。劉明則參與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激勵青年積極奮鬥，且聲明願意支付所需資金。在混亂中，處委會的處理大綱增加到四十二條，於3月7日完成。其後，國民黨就利用這些處理大綱，誣蔑台灣人意圖叛國及奪取政權，做為軍事鎮壓台灣人的藉口。〔57〕蔣介石和陳儀可以不接受這些要求，沒有理由展開大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