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看到這些情報，擔心黨軍的「報復手段」會遭受輿論的指責，也就於3月13日電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因之陳儀才停止無差別的瘋狂屠殺，但是台灣人已經死傷纍纍了。［40］沒有一個軍政人員由於「施行報復」，而遭受處分，顯然他們的行動是蔣介石所允許的。
三位監察委員的見證
3月8日下午隨軍隊抵達台灣的監察委員楊亮功，看見陳儀的軍隊報復性地屠殺台灣人，於10日見到陳儀時，就要他告誡部下「不得任意放槍」、「不可採取報復行動」等。楊亮功在3月13日更致電監察院長于右任謂：「地方政府濫事拘捕 ，人心惶惶。擬請轉陳中央嚴令地方政府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必須注意下列兩點：（一）非直接參加事件者不得逮捕；（二）處理人犯須依法律程序。」監察委員楊亮功明確指出，陳儀的軍隊「採取報復行動」，而且胡亂逮捕，不照法律程序。［41〕
監察委員何漢文也在 1947年3月22日從上海坐飛機到台灣調查二二八慘案。他寫了一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對於死傷的人數有一些初步的估計。他的報告說：「這場屠殺一直繼續到3月中旬以後才逐漸停止。…當時被屠殺得最慘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義、屏東等地。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對我說 ：『從3月2日 到13日 ，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初步估計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據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說：『基隆大約死了一千人左右』。 台中、嘉義的起義人民和軍警鬥了三天。據台中市長黃克立、嘉義市長陳東生的報告，單在市區郊收埋的屍首，在台中竟有八百多具，嘉義有七百多具。…據楊亮功和台灣監察使署人員的調查估計，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東市民因為和憲兵隊幾天的戰鬥，據市長龔履端的報告，市民共計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縣市在武裝起義鬥爭中，死亡大多在數百以上。 在軍事大屠殺以後，接著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所以總計台灣同胞在這次起義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連同受傷的，估計當在一萬人以上。」［42］
3月27日抵達台灣調查的監察委員丘念台，在4月11日給院長于右任的報告，他分析二二八的近因是「官吏非良」和「政治未當」，並非共黨、日僑、流氓、散兵有所預謀，「3月8日以後，軍警擴大屠殺」，［43］以及「今台省官吏，已以私鄙疏昧禍台，幸勿再任令以武力失台。」〔44〕監察委員何漢文和丘念台都把二二八慘案定調為「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