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些建造費用高昂的新城牆遍布歐洲各地。新城牆的外觀有如海星，四周建有突出的半月堡（ravelin）、稜堡（bastion）和角堡（hornwork）。隨著戰敗的軍隊再次能夠撤回堅不可摧的堡壘，戰場對抗頓時失去了吸引力。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之間，西歐人鮮少冒險與敵人正面衝突，即使發生戰事也通常是因為其中一方試圖解除圍城封鎖。一位英格蘭軍人說：「我們打仗更像狐狸，而非獅子。」「你會為了一場戰爭圍城二十次之多。」
這聽起來像第二章提過的紅皇后效應，歐洲人之間的競爭越演越烈，到頭來依舊原地踏步，在越發可怖但最終毫無意義的戰爭中傾盡鮮血與黃金。然而，正如同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防禦工事、金屬武器及盔甲，還有其他古代軍事事務革命一樣，沒有什麼情況比這更真實了。西歐人雖然無法超越彼此，但他們確實領先了全世界。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在抵禦蒙古、突厥及其他民族的入侵。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驚全歐；一五二九年，一支土耳其軍隊更直抵維也納城門。一個世代過後，歐洲的前景更加黑暗。歐洲駐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談判代表臉色陰沉地自問：「我們能夠懷疑眼前的結果嗎？」比起基督宗教世界「國庫空虛、奢侈成性、資源耗盡及精神頹敗」，土耳其人卻擁有「未受損耗的資源、熟練使用武器的能力、豐富經驗的老兵，和不曾間斷的凱旋勝利。」
令多數人驚訝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過，就在這位大使提出這些疑問的當下，雙方的軍事力量開始失衡，歐洲逐漸獲得優勢。到了一六○○年，土耳其駐匈牙利的指揮官用憂鬱的語氣在報告中寫道：「這些受詛咒的民族（即基督徒）大部分部隊都是步兵與火槍手，而多數伊斯蘭部隊都是騎兵，不僅缺乏步兵，懂得使用火繩槍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這會讓我們在戰鬥和圍城時陷入苦戰。」
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穩定增加軍隊中的火槍手數量。這一趨勢在一五五○年代後加速發展，當時西班牙人引進一種名為滑膛槍的新式手槍，能夠射出兩盎司的鉛彈，威力足以貫穿一百步外的鋼製盔甲。在一五二○年代，使用長矛、劍、戟等利刃武器的步兵數量是火槍手的三倍，但一個世紀過後，兩邊的比例已經反轉了。騎兵在中世紀的統治地位宣告結束，其職責降為偵查、前哨戰和側翼護衛。在十七世紀的軍隊裡，騎兵數量的占比鮮少超過十分之一。
在此我們又觀察到一個非常弔詭的情況。一四一五年左右，蒙古人和明朝還擁有世上最強大的軍隊，亨利五世和歐洲各國國王則遠遠落後。然而，到了一六一五年，或甚至最早能追溯至一五一五年，這樣的國際態勢正在翻轉，歐洲的軍事威力已經強大到世上幾乎沒有軍隊能抵禦。到頭來，歐洲人取得了頂級火力，而發明火器的亞洲人卻沒有。
為什麼中國沒能維持早期在火器上的領先地位，並轉而向世界發動五百年戰爭？這可能是整個軍事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但人們在答案上卻鮮少取得共識。 （相關報導： 最早的火器紀錄出現在中國一座佛寺：《戰爭憑什麼》選摘（2） ｜ 更多文章 ）
根據目前最盛行的理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也看到過，歐洲人的崛起可能是受益於西方獨特的戰爭之道。他們從希臘繼承了這種戰爭方式，進而促成火藥革命的發生。專治軍事史的史家漢森認為「武器與炸藥的關鍵之處，並不在於幫助歐洲軍隊迅速取得霸權地位，而是比起其他國家，歐洲人更致力於大量生產高品質的武器，這是立基於西方長期以來對理性主義、自由探索以及知識傳播等文化立場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立場能追溯至古典時代。」最後他總結，歐洲的飛躍式發展實屬「合情合理，追本溯源，是因為歐洲文明的濫觴在希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