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仗來像狐狸,而非獅子:《戰爭憑什麼》選摘(3)

2022-11-30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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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英軍。(資料照,美聯社)

圖為英軍。(資料照,美聯社)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些建造費用高昂的新城牆遍布歐洲各地。新城牆的外觀有如海星,四周建有突出的半月堡(ravelin)、稜堡(bastion)和角堡(hornwork)。隨著戰敗的軍隊再次能夠撤回堅不可摧的堡壘,戰場對抗頓時失去了吸引力。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之間,西歐人鮮少冒險與敵人正面衝突,即使發生戰事也通常是因為其中一方試圖解除圍城封鎖。一位英格蘭軍人說:「我們打仗更像狐狸,而非獅子。」「你會為了一場戰爭圍城二十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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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聽起來像第二章提過的紅皇后效應,歐洲人之間的競爭越演越烈,到頭來依舊原地踏步,在越發可怖但最終毫無意義的戰爭中傾盡鮮血與黃金。然而,正如同我們在第二章看到的防禦工事、金屬武器及盔甲,還有其他古代軍事事務革命一樣,沒有什麼情況比這更真實了。西歐人雖然無法超越彼此,但他們確實領先了全世界。

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在抵禦蒙古、突厥及其他民族的入侵。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驚全歐;一五二九年,一支土耳其軍隊更直抵維也納城門。一個世代過後,歐洲的前景更加黑暗。歐洲駐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談判代表臉色陰沉地自問:「我們能夠懷疑眼前的結果嗎?」比起基督宗教世界「國庫空虛、奢侈成性、資源耗盡及精神頹敗」,土耳其人卻擁有「未受損耗的資源、熟練使用武器的能力、豐富經驗的老兵,和不曾間斷的凱旋勝利。」

令多數人驚訝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不過,就在這位大使提出這些疑問的當下,雙方的軍事力量開始失衡,歐洲逐漸獲得優勢。到了一六○○年,土耳其駐匈牙利的指揮官用憂鬱的語氣在報告中寫道:「這些受詛咒的民族(即基督徒)大部分部隊都是步兵與火槍手,而多數伊斯蘭部隊都是騎兵,不僅缺乏步兵,懂得使用火繩槍的專家更是少之又少。這會讓我們在戰鬥和圍城時陷入苦戰。」

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穩定增加軍隊中的火槍手數量。這一趨勢在一五五○年代後加速發展,當時西班牙人引進一種名為滑膛槍的新式手槍,能夠射出兩盎司的鉛彈,威力足以貫穿一百步外的鋼製盔甲。在一五二○年代,使用長矛、劍、戟等利刃武器的步兵數量是火槍手的三倍,但一個世紀過後,兩邊的比例已經反轉了。騎兵在中世紀的統治地位宣告結束,其職責降為偵查、前哨戰和側翼護衛。在十七世紀的軍隊裡,騎兵數量的占比鮮少超過十分之一。

在此我們又觀察到一個非常弔詭的情況。一四一五年左右,蒙古人和明朝還擁有世上最強大的軍隊,亨利五世和歐洲各國國王則遠遠落後。然而,到了一六一五年,或甚至最早能追溯至一五一五年,這樣的國際態勢正在翻轉,歐洲的軍事威力已經強大到世上幾乎沒有軍隊能抵禦。到頭來,歐洲人取得了頂級火力,而發明火器的亞洲人卻沒有。

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裝載MGM-140 ATACMS戰術飛彈,有效射程可達300公里。(美聯社)
圖為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裝載MGM-140 ATACMS戰術飛彈。(資料照,美聯社)

為什麼中國沒能維持早期在火器上的領先地位,並轉而向世界發動五百年戰爭?這可能是整個軍事史上最重要的問題,但人們在答案上卻鮮少取得共識。

根據目前最盛行的理論,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也看到過,歐洲人的崛起可能是受益於西方獨特的戰爭之道。他們從希臘繼承了這種戰爭方式,進而促成火藥革命的發生。專治軍事史的史家漢森認為「武器與炸藥的關鍵之處,並不在於幫助歐洲軍隊迅速取得霸權地位,而是比起其他國家,歐洲人更致力於大量生產高品質的武器,這是立基於西方長期以來對理性主義、自由探索以及知識傳播等文化立場的影響,而這種文化立場能追溯至古典時代。」最後他總結,歐洲的飛躍式發展實屬「合情合理,追本溯源,是因為歐洲文明的濫觴在希臘」。

閱讀本書至此,你一定可以想像我並沒有被說服。我在第二章試圖向各位說明,古代並沒有什麼「西方的戰爭之道」,因為希臘和羅馬人的戰爭方式並非西方特有的。整個歐亞大陸幸運緯度帶上,都維持著一種具有建設性的戰爭方式,希臘羅馬只是其中一個地中海的版本而已。我在第三章繼續論證,西元一千年後,這種具有建設性的古老戰爭方式早已在騎兵的崛起下分崩離析。如果這些說法屬實,那麼漢森透過西方戰爭之道的連續性來解釋歐洲火藥革命的論點,就是謬論。當我們仔細觀察十六世紀歐洲發生的事,有太多情況無法用漢森的理論來解釋。

其他史家已經詳細討論過漢森的理論,所以我在這裡只會聚焦在幾個議題上。根據漢森的敘述,「正是因為西方人渴求步兵壯烈地衝鋒陷陣,在戰場上自由人之間以利刃武器殘酷互殺,過去兩千五百多年以來,才會讓非西方國家倍感頓挫與恐懼。」若真如漢森所言,為什麼歐洲新式戰爭風格都是站在遠處開槍,而非近距離利刃相向?如果西方的戰爭方式一直秉持漢森所謂「在戰場上殲滅敵人部隊」、「給敵人致命一擊的同時,忍受任何反擊而不為所動」的精神,為何歐洲人在一五三四至一六三一年這一百年間少有戰事發生?依照漢森的說法,「過去兩千五百年裡,西方人作戰時具有某種特殊的風格,軍隊持續共享相同理念,這讓歐洲人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士兵」,那麼為何在西元五百年左右至一五○○年的一千年間,歐洲人在抵禦亞洲、北非的掠奪者和入侵者時,卻總以敗北撤退收場?

一些歷史學家對上述問題的解答相當簡單直白。他們認為,歐洲的火器革新與文化傳統無關,歐洲人擅長火器純粹只是因為經常打仗。該理論認為,歐洲過去多國並立,各國常有戰事發生。相對地,中國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間大部分時候都是大一統的帝制時代。因此,中國人很少打仗,也沒必要投資在火器改良上。然而,對互相爭鬥的歐洲人而言,投資火器革新是攸關生死的大事。因此,最終讓火器更臻完美的是歐洲人,而非中國人。

但這個說法仍有無法解釋之處。雖然中國大體維持統一,但中國軍隊在一三六八至一九一一年之間打了不少仗,其規模往往使歐洲的小規模戰役相形見絀。中國皇帝分別在一四一一年和一四四九年派出五十萬大軍征討蒙古,十六世紀多數時候則與海盜對抗,一五九○年代與日本的一場可怕戰爭席捲了朝鮮半島,一六○○年則動員了二十五萬部隊入四川平定叛亂。為何這些戰役沒有在中國造成如歐洲般的火器革新呢?

後來轉行當律師的史學家肯尼斯.卻斯(Kenneth Chase)在其歷史巨作《火器:西元一七○○年前的世界史》(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提出解釋:「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歐洲與亞洲發動多少場戰爭,而是兩方戰爭型態的差異。最初發明的火器使用起來笨拙且緩慢,當時的發射速度還是以每發所需時間估算,與現今大大相反。那時的火器只對同樣笨拙緩慢的目標起作用,城牆就是一例,因此第一次火器革新就是針對攻城炮的改良。」

最初的火器革新熱潮出現在華南地區。十四世紀中葉,中國起義軍與元朝軍隊在長江流域對戰,勝利關鍵取決於攻打敵方堡壘,並擊沉狹窄水道上的大型敵艦。早期的火器能夠完美勝任上述兩項任務,但隨著戰爭於一三六八年結束,主要戰場也轉移到中國北方的大草原上。那裡沒有堡壘需要轟炸,而且發射緩慢的火器對快速移動的騎兵毫無用處。精明的中國將軍知道他們該投注在擴增騎兵、興建長城,而非對火器進行逐步改良上。

至少在火器方面,歐洲與華南(而非華北)有許多共同之處。舉例而言,這兩地皆充斥著軍事堡壘,破碎地形也限制軍隊的行進。另外,兩地皆與草原地形相隔遙遠,因此軍隊多數由行進緩慢的步兵組成,騎兵則成了奢侈品。在這種環境下,一步步改造火器便具有重大意義,這些微小的革新逐漸積累下,也使得歐洲軍隊在一六○○年搖身一變成為世上最精良的軍隊。

假如當時明朝皇帝能透過水晶球,親眼目睹火器是如何在十七世紀成功擊退遊牧民族騎兵,他們肯定會用更長遠的目光看待火器革新的優勢,進而在往後發明出顆粒火藥、滑膛槍和鍛鐵炮。但在現實世界中,沒有人能預見未來,各種嘗試都是徒勞,我們所能做的只有應對迎面而來的挑戰。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歐洲人基於合理的理由投資火器改良,而中國人之所以放棄火器改良,也很合理。由於這樣的時空脈絡,使得歐洲在往後幾乎稱霸了全世界。

《戰爭憑什麼》立體書封。(黑體文化提供)
《戰爭憑什麼》立體書封。(黑體文化提供)

*作者為史丹佛大學教授,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戰爭憑什麼:從靈長類到機器人的衝突與文明進程》(黑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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