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的哲學路數師承北大教授洪謙（維也納學派領導人Moritz Schlick的學生）與牛津大學著名的語言哲學家Michael Dummett，早在1995年就憑藉《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一書，得到五年才頒獎一次的中國邏輯學最高獎項「金岳霖學術獎」，其分析哲學跟語言哲學功底早獲肯定。徐友漁後來轉攻政治哲學，同樣成為西方自由主義研究的代表性學者。
不過若是談到徐友漁在文革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與演變》，他從個人「紅衛兵小頭目」經歷的內在觀點出發，在爬梳大量史料文獻、並訪談逾百位紅衛兵之後，嚴肅反思分析了這場中國浩劫。在這本精彩的「乾貨」中，我們看到的並非從事概念分析的語言哲學家，而是一個盡責的中國歷史與社會學者、一個憂國憂民、秉持良知的入世學人。
當記者問到徐友漁怎麼看待這「兩個徐友漁」？是什麼因素讓他先從哲學的領域內進行「轉向」、甚而從書齋的玄思轉向關懷現實世界？這位幾年前已從工作了一輩子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的知名學者謙稱，他很不喜歡談自己，「好像自己有什麼重要性一樣」。但徐不改學者本色，又說若從中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他願意將自己作為一個客觀的個案來進行研究，也就是他的學術上轉向與中國社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徐友漁說，他在語言哲學原本已經取得相當成績，按道理只要繼續做下去，自然可以「佔山為王、發號司令」。但是「六四」改變了這一切，讓他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重起爐灶、重新開始—從比較純粹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研究者，轉向了現實意味更為濃厚的政治哲學。
「從六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可以看得出來，學生們許多做法是很幼稚、很天真的，他們需要知識分子的指導，但是知識分子指導不了。學生在抗爭中到底應該追求什麼理念，在哪一個階段該有什麼提法，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拿不出方案、拿不出辦法。所以中國應該從人文主義、人道主義這方面，轉變到...說穿了，中國該有政治學與法律學的專家，這些東西對學生的幫助才會大。」
「很多原本搞人文學科的人都轉向了，我只是這波轉向中的一個人而已」。
徐友漁說，他當時很關心這件事、自己也參與了很多，但六四給他最大的教訓是，他發現當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變革時刻到來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沒有思想準備的。雖然當時的知識分子也講很多人道主義、第三次浪潮等人文思想層面的主張，但是當變革時刻到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提不出理論或拿不出解決辦法的，這些思想無法解決中國實際的問題，他們也沒有東西可以提供給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