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從紐約著名的左派學術陣地The New School結束近三年的駐院學者工作，中國知名哲學家徐友漁暫離美國，不過他並未直接回到故土，而是來到了台灣。他認為這些年，自己真正開的只有一門研討課：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革的反思），其他像「西方哲學在中國」、「中國的社會思潮」都只是次要的「副業」，徐友漁7日午後難得在台北開講，談的也是他念茲在茲的中國命運轉捩點：文革。
在龍應台基金會的思沙龍中，徐友漁宣讀的講稿談的是「中國與西方1968學生運動的分析與比較」，在盛夏週末的陣雨中，滿場聽眾面對這位不甘於只在搖椅上空想哲學問題，而是走出書齋訪談文革紅衛兵、在中國推行公民運動、甚至率先簽署《零八憲章》的公共知識分子，一連拋出了16個形形色色的問題。在求問的舉手此起彼落之下，主持人王健壯也不得不延後半小時收場，以求賓主盡申其意。
作為中國的「老三屆」（1966年、1967年、1968年這三屆的高中畢業生），徐友漁就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沒法唸大學，甚至也是被迫上山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一員。一直要到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他才終於能夠以30歲之齡當起大學「新鮮人」。這不只是徐友漁個人的命運，也是被文革耽誤的一整代年輕人的命運。
能夠趕上半世紀前（1968年）的「上山下鄉」運動，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1947年生的徐友漁今年已是71歲高齡。不過他才結束了兩個多小時的熱烈對談，又行色匆匆地轉進華山二樓的會客室，絲毫不見疲態。在回絕了記者「要不要休息」的探問後，隨即欣然接受《風傳媒》專訪。
文革浩劫與徐友漁
文革給中國帶來十年浩劫，教育體制與許多歷史文物都遭到摧毀，但許多原本僅限於共黨高級幹部才能接觸到的書籍，在文革與上山下鄉期間大量在民間自由流通，也讓高中時連看《紅樓夢》都要被責備與搜索的徐友漁（但徐也說，中學時期他就讀遍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左拉、莫泊桑的作品），藉此機會閱讀大量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書籍，他也在這段期間自學英語。
徐友漁在文革中不但是紅衛兵，他也自承是四川紅衛兵的「小頭目」，但只有家庭出身是農工軍的「紅五類」學生，才有資格抄家、批鬥和奪權，背景是地主、富農、右派的「黑五類」學生則因為父輩是反動派，被剝奪參加批鬥與造反的資格。因此徐友漁說他並非比別人更有道德，而是連做壞事的權力都沒有，但他也說，在中國當時集體喪失理性的氛圍下，「如果我當時是工人階級出身，這種壞事我一定會做的」。
當他目睹文革期間的種種慘劇與武鬥場景，除了感受到文革的黑暗內幕，以及中共朝令夕改、任何人都有可能隔日成為被批鬥的對象，對於中共與中國都有了不同於過去的認識與反思。等到1977年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當初的文革闖將們終能回到大學讀書，徐友漁說自己絕對不是天才，只是當大部分人都荒廢學業12年，他持續苦讀的效果自然顯現出來。深覺被文革耽誤了12年的徐友漁，上了大學還想把被耽誤的時間盡量挽回一些，校方也很開明，破例批准進大學才半年的徐友漁報考研究生。
如今看來謙和內斂的徐友漁笑稱：「現在想來當初確實是狂妄，因為我覺得我好多門專業都可以考！」這樣一位狂傲自負的青年，當初又為什麼會選擇報考哲學所呢？徐友漁說：「有意義的問題就在這裡。」徐友漁說，當初他報考大學時最想念的是分子生物學，但他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和被認為年齡偏大，沒能通過政治審查，當局根本不讓他唸這種尖端科系，原本連大學都不讓錄取。但徐的成績上大學實在夠格，最後還是被派到了「最不需要政治要求」的師範學院數學系。
等到真想提早報考研究所時，馬列主義專業一度出現在徐友漁的考慮名單中，不過不是因為他熱愛馬列主義，而是覺得要改變中國的現實，搞馬列主義是進入中國政治的門徑。但徐友漁說，他那一代中國的讀書人要是反對毛澤東，往往用的也不是西方國家的人道主義思想，「引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就可以了」。對於馬列主義所透露出的那些教條與獨斷傾向，徐友漁說他很早就覺得不對脾胃。不過因為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當時也在中國社科院，徐友漁自承想攻讀馬列主義這個念頭，其實一大部分也是想到投到改革派學者的門下。
徐友漁當時也認為，中國人需要的不僅僅是馬列主義、或者任何實際的學問、或者很快地投入實際地政治運作面，而應該是「改變中國人最深層次的思維方式」。所以他想攻讀經驗主義、分析哲學思想，希望改變中國人空談、不講邏輯、不重事實與推論的惡習，在此考量之下，徐友漁最終自覺性地選擇了哲學研究所。
從語言哲學到政治哲學—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向
徐友漁的哲學路數師承北大教授洪謙（維也納學派領導人Moritz Schlick的學生）與牛津大學著名的語言哲學家Michael Dummett，早在1995年就憑藉《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學中的語言轉向》一書，得到五年才頒獎一次的中國邏輯學最高獎項「金岳霖學術獎」，其分析哲學跟語言哲學功底早獲肯定。徐友漁後來轉攻政治哲學，同樣成為西方自由主義研究的代表性學者。
不過若是談到徐友漁在文革研究領域的扛鼎之作《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與演變》，他從個人「紅衛兵小頭目」經歷的內在觀點出發，在爬梳大量史料文獻、並訪談逾百位紅衛兵之後，嚴肅反思分析了這場中國浩劫。在這本精彩的「乾貨」中，我們看到的並非從事概念分析的語言哲學家，而是一個盡責的中國歷史與社會學者、一個憂國憂民、秉持良知的入世學人。
當記者問到徐友漁怎麼看待這「兩個徐友漁」？是什麼因素讓他先從哲學的領域內進行「轉向」、甚而從書齋的玄思轉向關懷現實世界？這位幾年前已從工作了一輩子的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的知名學者謙稱，他很不喜歡談自己，「好像自己有什麼重要性一樣」。但徐不改學者本色，又說若從中國的知識分子與社會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他願意將自己作為一個客觀的個案來進行研究，也就是他的學術上轉向與中國社會有一個互動的關係。
徐友漁說，他在語言哲學原本已經取得相當成績，按道理只要繼續做下去，自然可以「佔山為王、發號司令」。但是「六四」改變了這一切，讓他做出了一個痛苦的決定：重起爐灶、重新開始—從比較純粹的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研究者，轉向了現實意味更為濃厚的政治哲學。
「從六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可以看得出來，學生們許多做法是很幼稚、很天真的，他們需要知識分子的指導，但是知識分子指導不了。學生在抗爭中到底應該追求什麼理念，在哪一個階段該有什麼提法，但中國的知識分子拿不出方案、拿不出辦法。所以中國應該從人文主義、人道主義這方面，轉變到...說穿了，中國該有政治學與法律學的專家，這些東西對學生的幫助才會大。」
「很多原本搞人文學科的人都轉向了，我只是這波轉向中的一個人而已」。
徐友漁說，他當時很關心這件事、自己也參與了很多，但六四給他最大的教訓是，他發現當政治與社會的巨大變革時刻到來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沒有思想準備的。雖然當時的知識分子也講很多人道主義、第三次浪潮等人文思想層面的主張，但是當變革時刻到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提不出理論或拿不出解決辦法的，這些思想無法解決中國實際的問題，他們也沒有東西可以提供給學生。
中國社會的改革者
當然，徐友漁並非只想做一個政治哲學領域的專家，而是簽署了《零八憲章》、參與發起了新公民運動，以學者之姿投身到中國社會的改革事業中，這也為他帶來了遭到監視與拘留的命運。不過當徐友漁談到這一點，他說自己投身社會改革的工作，遠遠不是六四事件之後才發生的改變，而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在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前，他也自承「曾經很深度地參與了這件事情」。
徐友漁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中「以天下為己任」的這種想法，「從來都在我身上有影響」。文化大革命也帶給徐一個很深的教訓，就是要關心中國的國家大事，「可以說文革鑄造了我的性格」。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徐友漁說，就算在坐搞分析哲學的冷板凳時，他也關心著中國社會。
聊到徐友漁現在的關注課題，徐友漁還是離不開中國命運。他說，他想搞清楚共產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在中國勝利？國民黨為什麼會丟失政權？這種勝利難道像是共產黨說的那樣，因為他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掌握了真理，這個論點成不成立？另一個論點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人民，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獲得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國民因為站在腐敗的地主那邊，所以才會失敗，這種論點成不成立？中國共產黨走到了現在還在牢牢得掌權，為了解答它現在是什麼樣，必須先瞭解它過去是怎麼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