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改革者
當然，徐友漁並非只想做一個政治哲學領域的專家，而是簽署了《零八憲章》、參與發起了新公民運動，以學者之姿投身到中國社會的改革事業中，這也為他帶來了遭到監視與拘留的命運。不過當徐友漁談到這一點，他說自己投身社會改革的工作，遠遠不是六四事件之後才發生的改變，而是從一開始就是如此，在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前，他也自承「曾經很深度地參與了這件事情」。
徐友漁表示，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中「以天下為己任」的這種想法，「從來都在我身上有影響」。文化大革命也帶給徐一個很深的教訓，就是要關心中國的國家大事，「可以說文革鑄造了我的性格」。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關心的問題就是「中國向何處去？」徐友漁說，就算在坐搞分析哲學的冷板凳時，他也關心著中國社會。
聊到徐友漁現在的關注課題，徐友漁還是離不開中國命運。他說，他想搞清楚共產主義革命為什麼會在中國勝利？國民黨為什麼會丟失政權？這種勝利難道像是共產黨說的那樣，因為他們掌握了馬克思主義、掌握了真理，這個論點成不成立？另一個論點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人民，他們打土豪、分田地，獲得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國民因為站在腐敗的地主那邊，所以才會失敗，這種論點成不成立？中國共產黨走到了現在還在牢牢得掌權，為了解答它現在是什麼樣，必須先瞭解它過去是怎麼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