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蔣經國的健康與侷限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在1988年1樂的過世使得國共與兩岸的重新接觸必將由他的繼承人來完成。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是沒有經歷過國共鬥爭的台灣本省人，而且又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本來就是最沒包袱推動兩岸談判的人選。另外一批人馬，則是經由中國國民黨體系培養且多數有留美經驗的外省二代，即所謂的「革新保台派」。
本土與外省兩批推動有別於兩蔣的兩岸政策，以曾永賢、張榮豐還有蘇志誠為代表的本土精英穿梭兩岸充當密使，尤其是與李登輝同樣具有前中共黨員身分的曾永賢，透過其在大陸擔任過政協的二哥曾永安大幅提高了國民黨主流派和中共領導階層之間的互信。外省精英則透過他們留學美國的經驗，負責在理論上尋求一套美國、大陸以及台灣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框架。
於是以《上海公報》為基礎，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以一個超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中國」或者「歷史中國」為架構，充當兩岸政府認知下「一個中國國家」的「模糊」代表，來迴避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但根本的目的，還是讓「兩個中國政權」能夠進行事務性協商，以確保雙方開放交流後能保障彼此人民的權益。
當年無論本省還是外省的黨國精英，都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並且一致支持兩岸的終極統一，於是就有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的誕生。隨後又有了台灣的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與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問世，做為雙方交流的白手套。畢竟根據兩岸各自的《一中憲法》，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能有官方交流的，否則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相互承認的事實。
兩岸雙方的政治攻防
打從1979年以來，中共就透過《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等文件向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喊話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但是都遭到蔣經國拒絕，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不放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掉中華民國的野心，不尊重台澎金馬地區軍民對中華民國的情感。鄧小平還是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內戰思維看待國共關係，自然不會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
中共在這樣的思維下，認為讓台灣在「特別行政區」下維持高度自治，甚至於國民黨的一黨專制50年是給台灣人民的大恩賜，卻忽略了台澎金馬人民早就已經享有不受共產黨統治的自治權長達40年之久。然後中共又奢望能夠以台澎金馬人早就已經有的自治權去換取台澎金馬人民放棄自己的中央政府，主動降格為地方的特區政府，天底下真有那麼好的事？
至於給予國民黨50年的一黨專制，不只把原本期望獲得中共支持一起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人士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也沒能真正換取國民黨的支持。中共小看了蔣經國與其繼承人對中華民國法統的堅持，這樣的堅持強烈到蔣經國願意主動放棄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透過推動台灣民主化來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的地步，又怎麼可能為了一黨之私而輕易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