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召開20大，目的不僅是確立習近平的第三度連任，同時也為對台政策做出新的基調。雖然「九二共識」仍出現在20大的書面報告上，不過習近平卻在發表報告時故意略過，反倒是強調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讓人明顯感受到中共對台政策已趨向強硬。馬英九總統執政那八年的和平時代，恐怕是「回不去了」。
事實上，「九二共識」本來就不是中共的既有主張，因為「九二共識」整體上來看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八個字的縮寫，目的是讓都自稱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兩岸政府能夠擱置誰代表「一個中國」的爭議，進行有利於兩岸人民的事務型協商。而站在中共的傳統立場，「一個中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不可能打從心底裡支持「九二共識」。
筆者在今年雙十國慶的發文中，曾強調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最大的分歧就是對待「九二共識」的看法，可其實中共在歷史上也否定過「九二共識」。尤其是李登輝在1996年造訪康乃爾大學後，中共便片面終止了兩岸之間的事務性協商，並強調雙方沒有取得過任何各自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內涵的空間存在。
要等到2008年，馬英九當上總統以後，胡錦濤才在與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電話中再度承認了「九二共識」，強調「雙方認知僅有一個中國，但同意各有不同之定義」。此次習近平忽視「九二共識」不提，是否在為日後徹底否定「九二共識」，強迫我方接受「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鋪路？值得我們觀察。
但另外一個筆者要在這裡強調的事實，是「九二共識」其實也不是蘇起或者中國國民黨率先提出來的主張，因為兩蔣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同樣主張「漢賊不兩立」，要反攻大陸或者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存在的空間。既然「九二共識」也不是由國民黨所提，那麼如此成功的「創造性模糊」到底是出自於誰呢？答案其實是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
「一個中國國家」與「兩個中國政權」
美國自1899年推動「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以來，就至死不渝的推動「一個中國」政策，以防止中國的利益被單一列強壟斷，或者自己被其他列強排擠出中國市場。所以從滿清末年開始，美國政府便貫徹只與中國中央政府打交道的立場，以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為此頗受中國知識份子好評。
而美國承認的中央政府，在1913年以前是大清帝國，1913年以後是中華民國的北洋政府。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即將勝利，蔣中正順勢而為清除了共產黨，向本來把中國國民黨視為蘇聯附庸，被緊急派來上海阻擋赤色浪潮的美軍陸戰隊第3陸戰旅旅長巴特勒將軍交出「投名狀」，順利鞏固了美國對國民政府的外交承認。
從此刻開始到1979年為止，以蔣中正還有其繼承者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成為了美國唯一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哪怕在這之間出現過廣州國民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滿洲國、中華共和國以及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都一概被美國拒之於千里之外，堅持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國家」與「一個中國政權」，縱然在抗戰末期，已經有不少左派外交官主張承認中共的延安政權。
中華民國1949年在大陸的失敗，一度讓美國政府有面對現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算，不過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還有韓戰的爆發都讓華府認定中共為蘇聯在中國創立的另外一個滿洲國，決定持續承認中華民國為那「唯一的中國國家」，不只確保台灣在聯合國裡的席位，包括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國席位長達20年之久，還禁止其他自由世界的國家承認中共。
可一場韓戰打下來，美國也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在中共實際控制大陸的情況下，不承認事實上有「兩個中國政權」存在，否則就連爭取美軍戰俘獲釋都不容易。所以美國在承認中華民國為唯一中國的情況下，仍於1955年開始與中共選在瑞士日內瓦以及波蘭華沙等第三國展開所謂大使級談判，為日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承認鋪路。
「一個中國國家」政策的虛級化
打從1944年以來，以謝偉志（John S. Service）為代表的一批國務院左派外交官，就認為中國共產黨並非蘇聯的傀儡。哪怕中共抗日沒有國民政府來得積極，甚至於可能與日軍有所勾搭，其目的都是為了爭取中國擺脫一切外國勢力的控制，包括蘇聯的控制。二戰末期與日軍的勾結，還有1958年以前對蘇聯的「一邊倒」，都只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手段而已。
日本是40年代的次要敵人，蘇聯是50年代的次要敵人，那麼誰是中共這30年來的主要敵人呢？無疑是選擇了無條件支持蔣中正為中國唯一代表的美國，這也是中共批評美國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原因。以英國為代表的多數北約國家，早在50年代就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不顧美國的反對紛紛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了70年代初，國際現實的發展似乎證明謝偉志與聯合王國的看法是正確的，美國與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固然水火不容，但是在蘇聯轉為中共主要敵人的情況下，雙方也可以成為相互利用的次要敵人。出於這個想法，尼克森在1972年2月訪問了北京，為雙方的「關係正常化」拉開序幕。然而美國終究是重視意識形態的國家，結交新朋友不等於拋棄老朋友。
身為早年的親台派，尼克森沒有辦法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般一腳把台灣的中華民國踢開。為此縱然尼克森是打開大陸大門的先鋒，但美國與中共還是沒有在他任內建交，主要原因就是為了該如何因應中華民國的問題。為了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給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一個中國國家」的政策必須要虛級化，以確保「兩個中國政權』的利益都被美國照顧到。
可中共堅持美國只能在放棄對台灣外交承認的情況下，才能與中共實現真正的「關係正常化」。幸運的是，對當年的大陸人與台灣人而言，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上還有一個共同認同的「歷史中國」或者「文化中國」存在，讓尼克森與他的國師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找到了操作控間，於是就有了「九二共識」的基礎，即《上海公報》的誕生。
美國鼓勵兩岸展開對話
《上海公報》的原則，根據已故的軍校第21期李啟明將軍解釋，是美國認知到「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歷史中國」或者「文化中國」打下了基調。但是對於這「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即所謂的「政治中國」不抱異議。此為美國對「一個中國」內涵採取「創造性模糊」的開端。
甚至到了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的1982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報告也是建議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安排，是台灣與大陸做為中國的兩個部分能及早達成政治上的和解。最壞的情況，則是中共對台發動武力統一，這將迫使美國政府陷入是否要履行《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出兵保護台灣的兩難，畢竟這將導致美國與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中共再度成為敵人。
因此以《上海公報》為基礎，在兩岸擱置誰代表「政治中國」的情況下展開對話，至少到2016年以前都是美國的既定政策。這樣的政策，其實是比較符合統派而非獨派的願望，也更貼近當今中國國民黨的立場。然而最早反對與中共談判的，卻不是當年的黨外份子或者獨派，而是兩位蔣總統，他們認為這是尼克森背信忘義之舉，稱呼其為「尼丑」。
來自中央情報局的檔案也顯示，兩岸在毛澤東與蔣中正執政時都沒有和解的誠意，中共以對台派遣密使來做為離間美台關係的一種手段，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對大陸伸出的橄欖枝也是毫無回應。就算有國民黨方面的人自稱為來自台灣的所謂密使，他們追求的也都是以個人利益為主，並非真的獲得兩蔣父子授權與大陸談判。
至於蔣經國，對中共的提防也絲毫不下於他的父親，一切兩岸密使接觸的情報，他都在第一時間透過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克萊恩（Ray S. Cline）轉給了美國，確保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不被影響。對蔣中正而言，美國的外交承認到他死以前都沒斷掉，所以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蔣經國在面臨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的變局下，卻死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本土與外省精英分進合擊
直到1986年5月，黑貓中隊U-2飛行員除役的華航飛行員王錫爵駕駛747貨機投奔中國大陸，才迫使蔣經國為了接回飛機與機上不願意留在大陸的兩名機組人員返台，允許中華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展開1949年以來首度的兩岸談判。事後蔣經國總算願意面對來台外省人的思鄉問題，於1987年推動民主化的同時允許了國人前往大陸探親。
不過蔣經國的健康與侷限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在1988年1樂的過世使得國共與兩岸的重新接觸必將由他的繼承人來完成。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是沒有經歷過國共鬥爭的台灣本省人，而且又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本來就是最沒包袱推動兩岸談判的人選。另外一批人馬，則是經由中國國民黨體系培養且多數有留美經驗的外省二代，即所謂的「革新保台派」。
本土與外省兩批推動有別於兩蔣的兩岸政策，以曾永賢、張榮豐還有蘇志誠為代表的本土精英穿梭兩岸充當密使，尤其是與李登輝同樣具有前中共黨員身分的曾永賢，透過其在大陸擔任過政協的二哥曾永安大幅提高了國民黨主流派和中共領導階層之間的互信。外省精英則透過他們留學美國的經驗，負責在理論上尋求一套美國、大陸以及台灣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框架。
於是以《上海公報》為基礎，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以一個超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中國」或者「歷史中國」為架構，充當兩岸政府認知下「一個中國國家」的「模糊」代表，來迴避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但根本的目的，還是讓「兩個中國政權」能夠進行事務性協商，以確保雙方開放交流後能保障彼此人民的權益。
當年無論本省還是外省的黨國精英，都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並且一致支持兩岸的終極統一，於是就有了國家統一委員會與《國家統一綱領》的誕生。隨後又有了台灣的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與大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問世，做為雙方交流的白手套。畢竟根據兩岸各自的《一中憲法》，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能有官方交流的，否則就會造成「兩個中國」相互承認的事實。
兩岸雙方的政治攻防
打從1979年以來，中共就透過《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等文件向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喊話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但是都遭到蔣經國拒絕，根本原因就是中共不放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掉中華民國的野心，不尊重台澎金馬地區軍民對中華民國的情感。鄧小平還是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內戰思維看待國共關係，自然不會為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
中共在這樣的思維下，認為讓台灣在「特別行政區」下維持高度自治，甚至於國民黨的一黨專制50年是給台灣人民的大恩賜，卻忽略了台澎金馬人民早就已經享有不受共產黨統治的自治權長達40年之久。然後中共又奢望能夠以台澎金馬人早就已經有的自治權去換取台澎金馬人民放棄自己的中央政府，主動降格為地方的特區政府，天底下真有那麼好的事？
至於給予國民黨50年的一黨專制，不只把原本期望獲得中共支持一起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黨外人士推向自己的對立面，也沒能真正換取國民黨的支持。中共小看了蔣經國與其繼承人對中華民國法統的堅持，這樣的堅持強烈到蔣經國願意主動放棄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透過推動台灣民主化來獲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的地步，又怎麼可能為了一黨之私而輕易放棄？
所以在90年代，國民黨的本土與外省精英攜手合作，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會在兩岸接觸的過程中被出賣掉。尤其當時的民進黨，也以不下於他們後來對馬英九的標準要求李登輝不可出賣台灣，因此負責談判的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與法律處處長許惠祐不敢大意。他們與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以及與咨詢部副主任周寧的交手，其實也是如臨大敵。
幸運的是，當年中共軍力沒有比台灣強多少，外交上又因六四事件爆發而遭到西方國家孤立，經濟上則是全面落後於台灣。再加上蘇聯解體後，中共在美國眼中做為合作抗俄夥伴的需求大幅降低，讓鄧小平最終做出了妥協的決定。經過兩次北京會談與一次香港會談後，談判雙方代表終於在1992年11月3日以電話確立了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不斷改變的現狀
然而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給世界帶來真正的和平，原本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爭掩蓋的民族主義之爭迅速上了檯面，使得統獨議題逐漸取代該以三民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國統一之爭成為兩岸論戰的焦點。見中共不願在放棄一黨專制上做出讓步，又不願意以更平等的姿態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李登輝難以將兩岸談判推進下去。
再加上李登輝與李煥、郝柏村等黨內外省元老爆發衝突，迫使他從權力之爭的角度出發開始擁抱「本土意識」，進而與上台之初的統派意識形態越來越遠。接下來如我們所知，在李登輝造訪康乃爾大學，並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宣言後，中共決定徹底撕破臉，否定兩岸在1992年有達成過任何各自以口頭表述過「一個中國」內涵的共識。
接下來，台灣展開中國5,000年歷史以來第一次總統直選，更是對中共一黨專制產生前所未有的威脅。眼見兩岸在認知差距上越來越遠，李登輝乾脆在1999年發表「兩國論」，跟隨北京的腳步拋棄了「九二共識」。兩岸一度因台灣方面拋棄「一個中國」的原則，險些走上兵戎相見的道路，所幸最後在美國的干涉下，李登輝放棄了「兩國論」。
李登輝與美國的關係徹底搞壞，從而失去了連任到死的機會，但是在2000年經由政黨輪替上台的民進黨，卻是一個沒有拋棄《台獨黨綱》的獨派政黨。雖然在美國的壓力下，陳水扁政權最後接受了中華民國體制，放棄了推動「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法理台獨」政策，可民進黨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場國共主導下的兩岸談判，自然不認為自己有義務要延續「九二共識」。
於是兩岸關係又緊張了八年，期間陳水扁政府更為了選舉利益多次提出「一邊一國論」與「防禦性公投」等主張，試圖挑戰美國與中共維繫台海和平的「一個中國」框架。最終到了2008年，隨著馬英九總統的上台，並帶領台灣重新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才讓胡錦濤與溫家寶領導下較為溫和的中共回歸到同意兩岸各自以口頭表述「一個中國」內涵的立場。
維護「九二共識」的力量
從2008年以前，還有2008年到2016年的兩岸發展史來看，論誰是最捍衛「九二共識」的力量，筆者認為無疑是美利堅合眾國。因為維持一個親美又統一的中國，是19世紀以來歷代美國宗教、政治、經貿以及軍事精英的夢想，而且不分黨派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70年代以後的美國政治精英，懷抱著與40年代羅斯福總統相同的夢想推動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正常化」。
美國的終極目標，無疑是希望透過「交往與促變」改變中國大陸，推動中共全面的經濟與政治改革，最終確保中國成為統一、富強、開放與親美的國家。若能達成此一戰略目標，就算兩岸經由政治談判實現統一，其實也是美國所樂見的。事實上美國早從與中共建交之初，就不斷鼓勵兩岸談判，希望能藉此引領大陸走向民主。
其次則是在美國留學的「革新保台派」，他們雖然堅決擁護中華民國，卻也面對現實，知道中華民國實際統治範圍已經不包括大陸，需要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同時他們又深受美國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保釣運動以及反戰運動的洗禮，對民主價值的認同又比自己在1949年追隨蔣家父子來台灣的父母輩高，更能和主掌美國涉台事務的自由派打成一片。
事實上在多數戰後世代的國民黨精英眼中，堅持「漢賊不兩立」的老蔣除了領導抗戰與保衛台灣不受中共統治外實在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他過時的主張本來就不應該延續下去了。相對起來，他們更推崇在去世前推動台灣民主改革與開放大陸探親的蔣經國，並深信只要將兩岸交流推動下去，最終能促成中國的民主統一。
一直到歐巴馬（Barrack Obama）總統下台前，美國都對「九二共識」持堅定不移的支持立場，反應在其所謂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上。卜睿哲（Richard Bush）、包道格（Douglas H. Paal）與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等戰後世代的涉台官員，也都懂得如何拿捏支持台灣與安撫對岸民族情緒的平衡，才能維持住良好的華府－北京－台北大三角關係。
「九二共識」還能維持嗎？
可是這套維持兩岸40年和平的「創造性模糊」，從中共的角度出發也不過是權宜之計，並非其永久追求的終極目標。北京的目標從來都是追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兩岸統一，不只要在台灣島上升起五星紅旗，還要台灣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甚至就連「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都只是階段性目標而已，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從鄧小平到胡錦濤時代，中共之所以遵守美國的「創造性模糊」，並不是因為中共「想遵守」美國的「創造性模糊」，而是中共沒有能力或者知道自己沒有能力在軍事或者經濟上挑戰美國霸權。而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卻至少認為自己有能力在經濟上擊敗美國，並且至少在台灣地區以軍事力量擊退美國，於是決定不再陪美國演下去了。
美國也發現中共不只無意推行民主改革，還打算以自己推行的政治制度挑戰美國，建立全新的世界或者東亞秩序。這讓美國政府在不願意完全放棄「戰略模糊」政策的同時，對於依靠「九二共識」來維繫兩岸平衡的既有政策越來越悲觀。這使得主張看似對中共比較強硬的民進黨，在當下美「中」競爭的格局下更受美國歡迎。
不過當今民進黨之所以受美國歡迎，卻不盡然是因為民進黨主張台獨或者否定「九二共識」，而是在於隨著世界政治格局又回到那個強調自由民主與共產專制對抗，強調意識形態的冷戰時代，美國又再度需要類似於蔣中正那樣對中共採取「漢賊不兩立」政策的鷹派領袖。今天的民進黨，無疑比國民黨更像當年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唯一的差別可能只是民進黨沒有光復大陸的使命感。
至於今天的中國國民黨，還不至於淪落到汪精衛等投降派那麼慘的境界。如果真的要形容的話，當今主張和平現狀的中國國民黨可能更像胡適與雷震等當年備受兩蔣打壓的外省自由派。在大三角關係都穩定的時代，這些自由派無論在美國、北京還是台北都吃得開，一但局勢不穩定了，就可能淪落到三面不是人的處境，這也可以用來形容當前「九二共識」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