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認為這次審訊的文件證供異常充分，可是卻出現這樣關鍵的缺口，因此她提出一種解釋，對於猶太居民委員會在事件中的重要性提出自己的結論。在全書最黑暗一章的結尾她寫道：
「但檢察長詢問每個證人（抵抗義士除外）：「為什麼你不造反？」對本案背景毫不知情的人來說，這個問題實在再自然不過，而這句話也巧妙掩飾了那個沒有被問出口的問題。結果出席證人針對檢察長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提出的回應，其實離「真相，所有的真相，除真相以外別無其他」還相差甚遠。的確，整體猶太人沒有組織，也沒有領土、國家或軍隊，在最需要援手的時刻，更是缺乏一個能在同盟國會議中擔任猶太人代表的流亡政府……而且猶太人手中毫無武器，青年人也沒受過軍事訓練。但是，猶太人確實具有社區級或國際層級的猶太人社區組織、政黨和社會福利機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各地的猶太人皆有其領袖，而這些領袖幾乎毫無例外都以某種方式、出於某種原因與納粹合作。所有的真相就是，如果當時猶太人沒有組織沒有領導，情況會變得很混亂，但被害者的數目不至於會達到四百五十萬至六百萬人之譜。……耶路撒冷大審判並未將這部分的事實面公諸於世，而我不斷思考大屠殺中的這段故事，因為從中可以清楚發現，納粹德國在高尚的歐洲社會引發一場集體道德淪喪─淪喪的不僅是德國，而幾乎是所有的國家，不僅是加害者，而且還有受害者。」
德國猶太人委員會發言人西格弗里德・摩西清楚向鄂蘭指出，這段文字會成為猶太人批判她的焦點，事實正是這樣。摩西憤怒地寫道：「你所謂『所有的真相……』，絕對會令人覺得這是顯而易見的肯定陳述。」可是鄂蘭清楚地覺得她的陳述確實顯而易見，她有責任把別人沒說的話說出來，而她的語氣清楚顯示出她對掩飾行動的憤怒。
鄂蘭對大審的敘述，可從她過去的人生歷程和思想找到深刻根源，而批評者的反應則出自長久以來的態度和問題。鄂蘭擾亂了一種有深厚根源的看法。諾曼・波德賀雷茲在《社評》雜誌綜合談到對鄂蘭的批評，把那種看法清楚呈現了出來：「她描繪一個『平庸』的納粹，取代了有如魔頭的納粹；她把猶太人描繪成邪惡的共犯，取代了具美德的殉道者；她勾勒出罪犯與受害人之間的『合作』，取代了罪惡和清白無罪之間的對抗。」鄂蘭並沒有採用「合作」一詞，也沒有隨便採用「魔頭」和「殉道者」這些自我安慰式用語，也不碰觸任何集體罪過或集體清白無辜的理論。她在各個群體的人之間作出區別，尊重其中的差異，不是因為她對矛盾觀念抱持現代人的癖好，像波德賀雷茲在評論中所指稱是「才華上的乖僻」，而是因為，就像布呂歇愛引用詩人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所說的，她是「真正的陌生人」，用鄂蘭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被遺棄者。依循這種想法，她願意作出艱難的判斷，就像她在耶路撒冷的法庭第一次「親眼」看見艾希曼時所做的判斷。
＊作者為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學家及哲學家。在紐約新學院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受漢娜鄂蘭指導，於鄂蘭去世後為其撰述自傳。她承襲雅斯培、鄂蘭一派的傳記哲學書寫，認為哲學思想並不只是抽象思考，更是人類具體生命脈絡的呈現，這讓她的鄂蘭傳除了分析重要作品，更著重鄂蘭跟個人境遇的對話與互動，將這位哲人放回屬於她的動盪時代。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