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責鄂蘭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欠缺同情心的人，往往會從《極權主義的起源》引述他們認為能以同情心作出理解的片段。在該書第一版鄂蘭曾寫道：
「極權政府抑制……個人的道德人格，令到良心決定變得可疑而模稜兩可。我們很難想像某些情況下一個人該怎麼做：譬如選擇背叛而謀殺自己的朋友，還是把自己的妻子兒女交給……謀殺者，尤其值得注意，他的自殺等於謀殺自己一家。這再也不是善惡的抉擇，而是謀殺與謀殺之間的抉擇。……我們從很多報告知道，集中營被囚者包括罪犯、政治犯、小社區聚居的猶太人和等待滅絕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納粹親衛隊賦予他們權力而交付他們的任務，包括一定執行權力，因而讓他們陷入兩難：讓朋友送死，還是謀殺陌生人。」
其實鄂蘭的想法一直沒變，她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所寫的，不是《極權主義的起源》那種集中營裡的行為。在談艾希曼的書裡，鄂蘭劃分了納粹謀殺計畫的不同階段：首先，透過法律或黃色星星等身分標記把猶太人區隔開來；然後把他們聚集在孤立小社區；再把他們驅逐出境或「重新安置」；最後把他們送到滅絕營。鄂蘭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批評，是在驅逐出境階段之前，也就是納粹恐怖統治全面化之前；在當時來說，起碼在部分情況下，不合作可能令死亡數字減少。她沒有主張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採取抵抗或不合作行動。鄂蘭心裡對於在這個階段裡可做的事是清楚的，事實上她的分析可以變得更強而有力，只要她強調這種階段性時序，抑或加上一些說明，就像一位讀者向她問及居民委員會領袖的問題時她私下所作的回應：「他們有一項重要的辯解理由：合作行動是逐步推行的，事實上很難知道，不能跨越底線的那一刻什麼時候才到來。」
另外應該指出，鄂蘭對東歐猶太小社區的認知──也因此對何謂超越底線的認知──並不總是很充分到足以讓她作出概括。有些批評者從第一手經驗得知那些情況，或是能讀到意第緒文或東歐語文的資料，因而能夠具說服力地指出，鄂蘭的例子未能「給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活動或猶太人的抵抗行動描繪一幅準確圖景」。艾希曼大審本身只能給鄂蘭提供很少這方面的資訊，這就是她要特別談到居民委員會的主要原因，這也是書中最陰暗的一章。鄂蘭覺得，大審中刻意迴避了猶太居民委員會合作的問題。她認為檢方利用猶太人的抵抗行動做為蔽障，以掩蓋猶太人合作的問題。她在書中記錄了審訊裡提及居民委員會的寥寥幾處地方，包括一位來自匈牙利的前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以證人身分出庭，而遭法庭裡的聽眾喝罵。她也報導了幾個證人提供居民委員會合作的證據，指出證供顯示了未有人提出的其他問題。一個曾在特雷辛（Theresienstadt）集中營待過的證人聲稱，艾希曼曾經挑選營裡的被囚者提供「集中屠殺名單」。鄂蘭指出，漢斯．君特．艾德勒（Hans Günther Adler）在《特雷辛，1941-1945》（Theresienstadt 1941-1945）就提到，編列集中屠殺名單的不是艾希曼，而是營裡的猶太居民委員會，可是該書沒有成為大審的文件證供，辯方甚至沒有嘗試否定證人的證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