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蘭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就更不幸地放在了不恰當的地方，也不恰當地表達出來。一般認為，鄂蘭責備她自己的民族過於怯懦且缺乏反抗意志，這其實扭曲了她對猶太領袖的批評，尤其是猶太居民委員會的成員。鄂蘭沒有在任何地方對整個猶太民族的行為提出批評。她在書的開頭就提到，「沒有任何非猶太群體或民族〔跟猶太人〕的行為表現有所不同」。她假設自己對猶太領袖的評價能獲得大部分猶太人認同，因為她清楚知道這種批評在猶太人圈子裡十分普遍，儘管那只是圈子內而非公諸於世的觀感。鄂蘭簡述了艾希曼曾跟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的猶太居民委員會接洽，並指出他以此為證據，表明他在良心上獲得安撫，因為「擺在眼前的簡單事實就是，沒有人實際上反對『最終解決方案』，一個反對的人也沒有。」鄂蘭聲稱：
「對一個猶太人來說，猶太領袖在毀滅自己的民族上所扮演的角色，毫無疑問是整個黑暗故事最黑暗的一章。這是我們以前就知道的，現在由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在一片悲憫中，連同一切卑污細節都暴露了出來，我在前面就提到了希爾伯格獲一致肯定的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滅絕》（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在合作一事上，中歐和西歐高度融入主流的猶太社群，跟東歐說意第緒文的普羅猶太民眾沒有分別。在阿姆斯特丹就像在華沙，在柏林就跟布達佩斯一樣，他們信任猶太官員可以編列人物和財產名單，可以從被驅逐者獲取金錢以支付驅逐滅絕行動的開支，可以負責監視人去樓空的住宅，可以提供警力捉拿猶太人並把他們趕上火車，直到最後一個奉承之舉，在最終充公行動中，他們把猶太社群的資產一手奉上。」
對很多猶太人來說，這並不是整個故事最黑暗的一章，而書中這種敘述方式，包括了毫無意義的諷刺語句「最後一個奉承之舉」，也不可能說服他們事實就是這樣。鄂蘭寫了這一段所謂「對一個猶太人來說，猶太領袖……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對她來說，就像她後來給舒勒姆的信所說，「我自己的民族所做的錯事，自然比起其他民族所做的錯事更令我傷心」。這種態度無疑有自負成分，對於「不管對錯都是我自己的民族」這種觀念也有矯正作用，但它在多大範圍內獲得認同，則是無法判斷的。判斷力贏得鄂蘭尊敬的一些人，確實是有認同這種態度的；譬如正是這種想法令她的朋友葛倫・格雷反思他在二戰中做為美軍一員的感受：「敵人是殘忍的，十分明顯，可是這對我造成的困擾，還沒有我們本身的殘忍那麼深刻。事實上，他們的殘暴使得跟德軍的戰鬥來得更容易，而我們自己的殘忍卻削弱了我們的意志，混淆了我們的心智。雖然這方面的比較在程度上不完全一樣，但相對於他們的殘暴，我覺得我對我們的殘暴要負上更大責任。」儘管如此，有一點十分明顯，當與這種態度相關的判斷涉及自身民族的錯事時，判斷就不該變得更嚴厲。顯然在跟納粹合作的情況下有很多錯誤做法，不光是像布達佩斯的魯多夫・卡斯特納（Rudolf Kastner）等叛國者，還有很多領袖。可是也有很多頗具爭議的個案，這也是鄂蘭的很多猶太讀者知道的。很多人覺得，鄂蘭的概括說法太過一概而論。面對令人極度苦惱的道德兩難處境，同情心跟坦白承認錯誤同樣重要。在鄂蘭的敘述中卻看不到同情心。
